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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打根八号 序章 底层女性史 望乡 山崎朋子

文章作者:经典小说 上传时间:2019-07-31

到新加坡住进了果园大街的曼达林旅馆后,我就给朋友在当地的熟人打了电话。在山打根的时候木全、国木替我想得很周到,我只要按他们说的去做就可以了。在新加坡我没有熟人,若没有向导的话是很难开展访问活动的。我的朋友告诉我他有熟人在新加坡开了一个小旅行社,让我跟他联系,所以,一到新加坡我就打电话跟他的熟人联系了。庆幸的是打电话时,旅行社的主人——我朋友的熟人太田良一还在办公室,我说了朋友的名字,告诉他我此行的目的。过了几个小时,他便特意到旅馆来见我了。太田约摸五十五、六岁,黄皮肤,日语说得很流畅,给人以舒畅的感觉。但我觉得他的相貌和表情不像是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告诉太田我想在新加坡看的地方不是一般观光客蜂拥而至的地方——比如斯坦佛德-莱佛尔斯广场,柔佛遗迹等等;为写《山打根八号娼馆》在天草采访时,我自始至终隐瞒了我研究者的身份,但对太田这个知识分子,我还是说了实话。我告诉他我是搞女性史研究的,这次旅行是寻访海外日本妓女踪迹的。最后我说:“所以您如果知道过去日本妓女花街的旧址,就请您带我去吧!那地方当地人管它叫‘斯大列次’,听说全都变样了,可是几年前访问新加坡的人讲只有一处还留着点旧模样,不知是大门还是窗口还留着妓院时代的栏杆,至少看一眼那栏杆也好啊!”太田说:“你那么年轻,还知道‘斯天列次’的说法?还真挺内行呀!”接着他说:“谁对你说日本妓女花街的旧址全变了?旧址保存得好好的呢!——当然,如今的新加坡日本人、中国人、马来人大都是战后来的,没有多少人知道哪儿是过去日本人花街的旧址罗!”在东京时我得知的信息是日本人花街旧址已不存在了,听了他这一番话,我大吃一惊,不由得问了他一句:“那你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呢?”太田从口袋里掏出烟,点燃一支回答说:“你这问题问得在理——约摸大正中期这里的日本妓院就取缔了。”他吐了一口烟,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别人不知道日本人花街旧址,我知道。说实话,我是在它附近长大的。”归纳一下太田的话,他是大正六年生在新加坡的,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采买矿石的中国批发商。东南亚华侨都愿意居住在同一个区域内,新加坡老早就有华人居住的区域。太田小时候也住在中国城,而中国城与日本人花街相邻,为此,他知道日本人花街旧址。附带说一句,现在距大正废娼已五十五年,日本战败也经过二十八年了。华侨居民区不断膨胀,过去的日本人花街已经完全归人中国城了。听了太田的话,我庆幸刚到新加坡就找到了合适的向导,感谢命运的安排。他的话里还有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谈到他小时候在中国城的生活时,他说他很喜欢音乐,而且是受他外祖母的影响。他的外祖母生于长崎县南松浦郡,长期在长崎市丸山叮的某个饭店干活儿,特别擅长弹三弦。他从未与中国父亲一起居住过,也就是说他平时与母亲、外祖母一起生活。只不过有时被请到生父家做客,与他们一家人聚餐。就这样度过少年时代。听太田边抽烟边主动叙说的生平,我心中不禁产生了疑问,他的母亲及祖母会不会是妓女呢?长崎县与包括天草岛在内的熊本县是出妓女最多的县,长崎县的丸山是江户时代妓业最发达的地方,连欧洲都知其名。他外祖母生于长崎,在丸山的红灯区呆过,晚年到新加坡与女儿住在一起。他母亲怎么认识他父亲这一点虽然不清楚,但是与新加坡华侨商人生下了他,并受到华侨经济上的赡养住在中国城,这么一来,不光是我,谁都会推测她们是属于“南洋姐”一类的凄楚而美丽的日本女人。我这么去推测他的外祖母与母亲,太田先生可能会斥责我的无礼,然而,我在追寻海外日本妓女的踪迹的旅行中遇到了“南洋姐”的直系亲属(而且是母女两代的南洋姐),由他带领我去造访她们血与泪的旧迹,简直是太神了。我不是神秘主义者,但我内心感应到以太田外祖母、母亲为首的无数“南洋姐”的魂在向我招手。第二天早上,我在太田的催促下离开了旅馆,他驾着一辆他夫人经营的饭店的车来接我,我乘上以后,车驶向市内。来到新加坡河附近的时候,我说想看看街道,于是他就停了车。我们徒步向中国城走去,一路走他还介绍说:“那就是新加坡国会大厦,那附近有伊利莎白女王大道。”我边走边看新加坡的街道,正如在日本时所听说的这里是人种博物馆:有走得飞快的英美血统的高大白人,也有裹着纱丽的印度妇女,她们面孔端正,皮肤呈褐色。也有与我肤色相同、语言不通的人,看起来是华裔。我看到这里的建筑物既有西欧十九世纪式的、给人稳定感觉的大厦,也有回教寺院甚至还有佛寺和中国式的祖庙。我拿它们与日本文化做了比较,日本文化总把外来文化融人自己的文化之中,而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顽固地保持自己独自的宗教与生活习惯。这个事实使我惊奇。新加坡一九六五年宣布退出马来西亚联邦独立。而在此之前作为大英帝国在亚洲殖民统治的根据地存在了一百五十年。现在斯坦佛德-莱佛尔斯的铜像耸立在莱佛尔斯广场,就是他一眼看中了位于连接印度洋与南中国海之间扼住进路的新加坡岛。一八一九年二月六日他以三万西班牙元从柔佛王那里买下这个岛,作为入侵的第一步。其后英国把这个岛作为直辖的海峡殖民地,作为经济上、军事上侵略亚洲的最重要的据点。这里的土著居民原先只不过是几百人,随着欧洲人侵入亚洲大陆并对东南亚进行殖民统治,这个小岛繁荣了起来。而其他在本国受不了殖民统治的亚洲人、非洲人作为打工者来到这里,便形成了作为人种博物馆的新加坡。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看到华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在欧美各国争相入侵的过程中产生了激烈的阶层分化。许多流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到海外谋生。他们大多到离大陆近的岛屿住下来,这就使新加坡的华侨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太田对我说:“哎,山崎女士,马上就要到你想看的旧日本人花街了。”我清醒过来,眨了眨眼,这里和刚刚走过的摩登大道完全不同,已经进人中华街了,街道并不宽,两旁挤满了两三层的古旧建筑物,一层都是商店。太四领着我快步地转过几个街角,我正被街道上鲜明浓烈的各种颜色的招牌吸引的时候,太田指着一个街角说这就是从前的“斯天列次”,而我一眼看过去,觉得这里好像从前就应是中华街的一部分。我眼前是一个十字街,隔街望去,对面建筑物的墙上有细长的街道名称标志,一条路的名称叫马来街,另一条叫哈依拉姆街。我的心不禁咚咚跳了起来。过去我找到的关于“南洋姐”的书籍中曾提到在东南亚,新加坡是日本的南洋姐的最大市场,日本妓院多集中于马来街和哈依拉姆街,还有马拉巴街。在从日本出发时我曾买过新加坡地图,查找过这三条街,可是在最新的地图上找不到这三条街的名称。我想新加坡有可能改变了这些街道的名称。正像新独立国家常常变更殖民时代路名一样,事实上新加坡也是变更了路名。可是实地到现场一看,这里与过去相比并无太大的变化,马来街、哈依拉姆街、马拉巴街的名字还实在地存活着。我在这些街上走着,不由得发出感慨。这些街道看上去是贫民窟一般。街道两旁连续地排列着三层楼的建筑物,一层临街的地方大多是商店,挂汉字招牌的商店,什么“大华洋行”、“远大恤衫”“玲珑电发”,从汉字我也大体知道是什么商店,其中也有我不能读懂的如“款式特髦”“源发公司”字样。二楼三楼全是出租的房屋。也许是因为临街的一面才有唯一的一扇窗,所以洗好的衣服全挂在从窗内直角伸出的竹竿上,形成了晒衣的队列风景。晒衣竿上的衣物多为原色的衬衫与裤子。由于都是些六、七十年前的建筑物了,房间内的墙壁剥落,露出些砖头来。为了掩盖这些,每户人家都以不同的颜色把墙壁和百叶窗涂抹得花花绿绿,却更使人加深了它是贫民窟的印象。因为没有引线的中国人,我们不能进到曾经是日本人妓院的房间去观看。根据在这里长大的太田的话说,二楼三楼的房间一律是六个铺席大小,厕所和厨房都是共用的。这就说明这里本不是给居民住宿用的,而是做皮肉生意用的。现在这里的月租金为三十美元,出租给华人房客,他们的职业多为船员、店员、工人、司机等体力劳动者,也有不少服务业女性房客。在这条破烂但又奇妙地充满活力的街上走来走去,我不禁陷入沉思。现在住在这里的年轻的新加坡人自然不会知道,五十年前这里的每间每间屋里都住着从远方渡海而来的悲惨的日本少女,她们每日以泪洗面。我透过现在的房主按个人爱好涂成绿色和浅蓝色的百叶窗,看到一部分墙壁,在那些墙上是否洒有那些命运悲惨的姑娘们的泪水呢!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在这里再多呆些时候,可是我们只在街头站了三、四十分钟,就不得不离开了。太田与我来来回回走了几遭,又往商店内部窥视并对着二楼、三楼的窗户反复查看,引来了人们的怀疑。各处窗口都若隐若现地出现了一些面孔盯住我们。太田催我说:“走吧,从那边就可以上大街了。”我们拐过了写着“马拉巴街”的街角,在那里我又稍稍地伫足停留了一会儿。别人会想参观这么一条小街一个小时还不够吗?不知何故我对此地依依不舍,至少想站在最后一个街角再回头看一眼。不这样做我的心会不安。太田可能也看出我的心情,便站在旁边开始抽烟。这时我看着花街的遗址默默地向我同性的日本人告别,从内心发出这样的呼唤——我的同胞们,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你们的一生只能作为海外妓女度过,如果真有灵魂存在的话,你们的灵魂可能还徘徊在这南国的旧花街的上空吧!请你们接受我的问候吧。这样在反复叨念之中,我的眼眶里涌出热泪,眼前的风景逐渐模糊,模糊之中我眼前浮现了这条街半个世纪前的样子——作为日本人妓院街时候的样子与“南洋姐”的哀史。这个样子最初是朦胧的,其后逐步加深了颜色,形成明晰的图像。特别奇怪的是当我下定决心离开这旧日本人花街的时候,这段历史就更加鲜明起来。根据我从书本和访谈得来的知识,新加坡的日本妓女的第一人是明治初年的一个日本寡妇,她的英国丈夫在新加坡死去了。也有人说是一个在横滨出生的叫阿丰的女子,她是明治四年到新加坡的。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说法,如有人说第一个到新加坡的日本“南洋姐”是叫做安子的女人,她剪断了乌黑的头发女扮男装来到这里。还有人说是一个叫“传多婆”的人,她是随日本杂技团来到新加坡的,来了之后就再也没回去。无论哪个说法都可以,总之从明治初年起日本就向海外送出“南洋姐”了。在西乡隆盛死于鹿儿岛的明治十年,在马来街就有两家日本妓院,其后数年日本妓院数目逐年增加,到明治二十年南洋姐人数为百人,到明治三十五年妓院增至八十三所,“南洋姐”六百一十人,日俄战争爆发的明治三十七年有妓院一百一十所,南洋姐九百零二人。拥有众多“南洋姐”极度繁荣的日本妓院集中在马来街、哈依拉姆街和马拉巴街是众所周知的。为什么日本人花街要建在这里呢?这一带现在已成为市中心,而十九世纪中叶这里不过是郊外。作为文明的耻辱的妓院要放在不显眼又距海港近的地方是不言而喻的。顺便提一句,日本人管这些街道叫“斯天列次”,这既不是马来语也不是汉语,恐怕是天草和岛原出身的姑娘们把英语的street念走了样而形成的洋径浜英语。这些日本人妓院街的风俗与日本内地的花街风俗很相近,但是与新开拓的外国日本人花街的形象相符,总有一种异国情调。坪谷水哉游记写道:“从驶有电车的大街进人小胡同,左右两边几条小街都是日本人开的商店。楼房有两层的也有三层的,门牌号有叫二十号的,也有叫三十号的。楼门口挂着磨砂灯泡的电灯。白天这些电灯泡不亮,整个街道像是沉睡一般,一旦夜晚到来,这里热闹非凡,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一家家妓院的门口大抵在中央放一张桌子,靠墙放一排椅子,在桌旁也放两三把椅子。这是为南洋姐等候客人和谈价钱的方便放置的。妓女有的像杂技演员,有的像魔术师的女弟子,有的像纺织女工,多着洋装。其中有人穿鲜艳的针织衣服系一根细带,还有人穿单和服故意露出系在里边的红色腰带。她们的肤色像冬瓜瓤一样白,在电灯光下脸色更加苍白。她们对中国苦力和印度的黑色皮肤的下等人不加选择地打招呼。这就是普通的接客的形式。其中也有不设铺面的高档一点儿的妓院,它们等客人上门。这种技院门口不放椅子,从店头直接上二楼,楼梯上铺着地毯。”这些日本女性不是自愿卖身的,她们是被人贩子强迫的。人贩子躲过警察的监视偷偷地回到日本,花言巧语地在九州和其它地方诱拐少女卖到新加坡。人贩子往往与妓院老板等有势力者结成头目与党羽的关系。有关明治时期新加坡的日本文献上记载的有势力的涩谷银治、二本多贺次郎、多田龟吉等人,就是人贩子的头目。进入大正期,据长期在新加坡开理发馆的恩田富次郎说,有势力的人家有岛原出身的草野明次郎兄弟,谏早出身的岛田一家,福冈出身的仲家,长崎出身的宫崎家。那些人贩子大多是贫苦人家的次子和三子,在日本无谋生手段,梦想一下子发大财,来到海外干起人贩子的营生,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他们也很同情。但是,由于他们的行为,“南洋姐”们蒙受了多么深重的苦难啊!在日本内地的诱拐和将诱拐的姑娘装上轮船底舱或运煤舱偷渡出境的故事不再重复了,单说一下将她们运到新加坡拍卖的故事吧!恩田富次郎很年轻的时候有几次目睹过人贩子将姑娘们卖到妓院的场景。拍卖场一般设在码头仓库。人贩子将姑娘们从船底叫出来,换上新衣服在仓库前站成一排。妓院老板来到后就开始拍卖,姿色好的卖到一千至两千日元,姿色差的只卖四、五百日元,姑娘们顺从地被出卖了,这是因为她们真正相信了人贩子的谎言,以为自己今后会在旅馆工作呢!一旦到妓院老板的手里,她们便完全变成了囚犯。她们反抗,她们力争,每当她们说到新加坡来不是为当妓女来的,老板立即说:“那么你们就还钱吧,为买你我们花了一千元呢!”她们要见日本领事,妓院老板便带她们去一座建筑物见人贩子化装成的领事。假领事会对她们说:“你们的身世和遭遇是很悲惨,可是妓院老板已经花了千元买你们,你们赶紧跟老家的父母说拿钱来赎你们吧!如付不起赎金那就只好听老板的话啦。”由于没路可逃这些女孩子只好卖身,而人贩子们则靠她们挣钱,用暴力来掠夺搜刮,监视她们不让她们逃跑。这样,成为“南洋姐”的姑娘们每日接客人数从几个人到三十个人不等。她们的债——妓院老板从人贩子那儿买她们的钱和为给老家贫穷的父母寄回生活费而借的债总也还不完。她们从客人手里拿到的钱半数要上交老板。债务如此巨大,其利息也在不断增加,所以欠的债是不易还清的。于是她们往老家寄钱也容易突然中断。松原久太郎在大正时代曾在新加坡做过学徒,他做学徒的那家小山衣料杂货店距日本人花街很近,“南洋姐”们常请他代笔写家信。她们往往瞅准杂货店客人不多时来找他。信的内容多为“老板老板娘硬要卖给我高价的衣服,为此还不起债啦,这月只能寄这么多了。”或是“生意清淡,对不起,本月只能不寄钱了。”这些信信封上的地址多为长崎县南高来郡、西彼柞郡,熊本县天草郡。只要打开九州的地图便可明白长崎县南高来郡属于岛原半岛,熊本县天草郡就是天草诸岛,这些地方是送出“南洋姐”的地方。为了还老板的债和往老家寄钱,“南洋姐”们往往把身体搞坏了。她们最后的出路是什么呢?她们最大的奢望是找一个正经的日本男人结婚,建立一个平凡的家庭,但这个希望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她们的第二善策是做华侨和马来人的妻子,许多“南洋姐”和当地人结了婚,可是她们的生活未必幸福。这是因为华侨大多数都有正室,她们只不过是做妾。马来人、印度人虽不是一夫多妻制,但由于是殖民地的国民,生活极端贫困。即便如此,能与华侨、马来人结婚的还算幸运的人,而得不到这种机会的“南洋姐”的命运更加悲惨。她们患地方性疾病,或从嫖客那里传染梅毒、淋病,那个时代这些病是不治之症,又加上妓院老板吝啬不许她们治病,许许多多的“南洋姐”死去了,其数目大得惊人。当然也有少数幸运者生存着,但她们四、五十岁还在继续接客,到了实在接不了客的时候,被老板欺凌只好自杀。没能嫁人的“南洋姐”其结果也只能客死异乡。离开曾是日本人花街的马来衡、哈依拉姆街、马拉巴街,我回想了上述历史事实,明治初年至大正中期有关新加坡的“南洋姐”们这段日本女性的历史结论是什么呢?在欧美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东南亚的土地上,这些日本女性身不由己地流浪到异国,不加反抗地虚度了一生。或者可以说她们的痛苦毫无意义,也没起到推动历史的作用。新加坡“南洋姐”的历史是她们被资本控制和失去法律保护的一段历史,若说她们所受之苦对于历史毫无意义,也许也能成立。可是在新加坡众多“南洋姐”之中,也有逆历史潮流而动争取自己做人权利的人,下章介绍的平田雪女就是其中的一个——

访问花街回来后的第二天,我去了太田的办公室,我对他说:“过几天我想到吉隆坡看一看,我想请个导游,有没有适当的人选?”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地处马来半岛的南部,在新加坡西北,距新加坡约四百公里。据说吉隆坡的异国情调不亚于新加坡,那里既有中世纪中近东风格的建筑又有最新式的城市建筑。然而我去那里还有一些别的理由。我过去遇到过的“南洋姐”全都是从南洋回到了日本的人,她们当中归国后既有不愁衣食的,也有极度贫穷,混得不成样子的。不论如何她们还总是踏上了故国的土地。可是总数五万到十万的“南洋姐”之中除了年纪轻轻就葬身异国他乡的人之外,应该还有一些因种种理由回不了国,至今还在东南亚社会的一角度过她们漫长的一生的人。我既然已经千里迢迢从日本来到东南亚,那就不仅要看看“南洋姐”的坟墓和花街旧址,还要看看仍住在此地的“南洋姐”,和她们亲切地攀谈,听她们亲口讲讲如何直面这不可回避的收场——对自身的命运是如何考虑的,她们对抛弃了自己的祖国日本持有什么感受。可是留在当地的“南洋姐”基本不在新加坡而是在吉隆坡或是一保等地。从明治到大正时期,在“南洋姐”最集中的新加坡为什么见不到老“南洋姐”,倒是在当时属新开拓地的吉隆坡和一保能找到她们呢?其理由如下:正因为新加坡是“南洋姐”最大的市场,吉隆坡是边境,所以“南洋姐”们才跑到那里去的。这听起来不能成其为理由吧!大正二年驻新加坡的日本总领事对当地政府做了工作开始打击人贩子,以此为契机,基督教徒也开始了废娼运动。可是以梅森豪勇牧师为中心的运动不是靠废娼的法令来取缔娼妓制度的,而是靠劝说即所谓“自由废业”来进行的。因为法律不完备,由基督教牧师来劝说妓院老板洗手不干,除非这些老板绝顶聪明和有坚强意志,否则他们是根本不会听劝的。因此这运动的成效微乎其微。于是对“南洋姐”的问题还需要强有力的措施。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也参战了。由于距欧洲战场远,日本出卖武器发了战争财,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日本成为世界列强之一后,“南洋姐”向欧美人、东南亚人卖身则成为国耻了。大正九年末新加坡的日本总领事便发出废娼命令,采取了强制取缔“南洋姐”的行动。在新加坡这个废娼今得到彻底的执行,因为新加坡是从日本去欧洲或从欧洲到亚洲的必经之港,如果在这里见到日本娼妓则关系到一等国日本的名誉。而在欧美人见不到的新加坡以外的港口城市则无关紧要,只是在名目上执行废除娼妓令,实际上花街依然繁荣。于是从新加坡逃出的人贩子和“南洋姐”除了一部分人回日本外,大部分分散到周围地区。《南洋五十年(以新加坡为中心日侨的活跃)》一书还谈到“吉隆坡的七家妓院还有三十几名娘子军残留在那里……斯田海姆市还在为筹划开新的妓院租房招聘南洋姐。”“在一保,又增加了两家妓院。”可以说比起日本人海外妓女集中地新加坡来,取缔娼妓制度更晚的是周边地区。“南洋姐”只能到当时的边境地区去卖身为生了。所以我想去吉隆坡,并把这个想法与太田谈了。太田得知我此行的真正目的后点着一根烟说:“你如果只想看寺庙、博物馆的话,把你介绍给谁都没关系,可你的要求实在很难办啊!”他想了一会儿,走了出去,又带回一名五十岁左右的妇女向我介绍说:“这是我妻子芳枝,她曾经在吉隆坡生活过,我刚刚问了问她的意见。”太田夫人芳枝听了我的叙说便立刻举出一个人的名字,她说:“绢子婶知道这个情况,她最合适了。”据芳枝说,绢子婶的全名叫草野绢子,明治末年生,今年六十三、四岁。九州天草高浜人。年轻时候投靠其叔父来到迪克森港,与英国人结了婚生下一男二女,现在独自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任日本军翻译,还在吉隆坡开过慰安所。与英国人结婚又为日本军队开慰安所这两件矛盾的事如何统一起来的我也搞不懂,我只知道绢子婶由于在战争时经营过慰安所,在这方面认识很多人,可能更多地知道残留在吉隆坡的“南洋姐”。芳枝说她自己也去吉隆坡有事要办,可以顺便把绢子婶介绍给我,第二天我便与她一道乘飞机去了吉隆坡。我们来到了一条叫达曼沙罗的街道,看上去像是政府机关集中的大街。在这条大街的一角,绢子婶租了一套旧房生活着。她是一个豪爽的人,像力士一样肥胖,看上去并不像超过六十岁的人。如果带从日本来的女人参观名胜古迹还可以,如果去访问与自己有关的“南洋姐”绢子婶大概会感到不愉快吧!可是芳枝讲了我的立场与目的后,绢子婶破颜一笑说她理解了,并仔细地听了我的要求。从那天的下午开始绢子婶便带我去访问了过去当过“南洋姐”的老妇人。首先访问的是住在吉隆坡北郊有名的钟乳洞附近的吉田种老太家。种老太的家是一所漂亮的西式平房,房前有草地,草地上趴着两只狗,院子深处的一角是她的房间。种老太的年龄约八十岁,全身瘦得皮包骨,据说最近经常因病卧床。听说旧友绢子来访,还带来一位日本客人,不由得产生了兴趣,连忙起了身,在自己的房间里接待了我们。在衰弱的种老太身边伺候的是一个中年女子,据种老太的介绍是她亲生的女儿,今年四十二岁。那么种老太就是一位近四十岁才生第一胎的高龄初产妇啦,从年龄看那女人不像她亲生女儿,一眼看上去就是纯粹的马来人。这位中年妇女大概实际上只是养女,她嫁了一个当橡胶厂厂长的英国人并生下了四个孩子,所以种老太富足的生活还是仰仗她的女婿供给的。绢子婶介绍我们认识以后,我就和她拉家常,以便找到线索问她当“南洋姐”时的事情。可她总是巧妙地躲过话题,只是说她是岛原半岛出身,二十岁左右到南洋,二十四、五岁与马来人的制图师结婚,关于其间的生活她说:“老早的事情啦,记不住了。”来搪塞我。后来我去访问泽本芳野、烟中千代她们也采取的这个态度。泽本芳野、烟中千代住在距吉隆坡不远的考拉镇,坐汽车一小时便可以到达。她们互相也认识,但不知何故从不来往。她们都住在地板距地面很高的木造房里,与种老太的西式洋房比条件自然差一点,可是在马来西亚也是说得过去的房屋了。芳野是寡妇,一个人生活,千代与死去的丈夫的亲戚住在一起。她们的生活是有一些孤独,但是经济上还是很安定的。芳野绕着弯子否定自己是“南洋姐”,千代虽没否定自己是“南洋姐”但尽力避开那段生活,没有充分地回答我的问题。我们周围的人全是马来人、中国人、印度人,懂日语的只有我们两个访问者,用日语谈话周围的人都听不懂。但这三位老太太根本不想提到过去的事,她们不约而同的态度使我感到惊异和悚然,男尊女卑的社会威力数十年后的今天还在束缚着她们。我不由得这样遐想,由绢子婶引线找到吉隆坡附近居住的过去的“南洋姐”却一无所获,可能我是不会听到她们的心声了;如果再继续呆几周,经常去访问她们,慢慢地用日语解开她们的心结也许还有效。像现在这样短时间到处游走的旅行访问是不可能取得她们的信任的。可是绢子婶引见的第四个老姐却一下子满足了我的希望。这位老妇人是位寡妇,住在吉隆坡市南边的迪克森港,距吉隆坡几十公里。她的名字叫野中鹤子。迪克森港面向马六甲海峡,但不像马六甲市或是乔治市那么繁荣,是一个安静的小城。城西郊外白色公路边的林中建造的一所木房里住着鹤子。走上她家屋子的台阶,隔着窗帘望见客厅里有电视还有电风扇,台阶也是光滑的白色石材铺成,在马来人当中她家生活水平也算高的了。过了一会儿,一位四十五、六岁的大个子马来女性出现了,她面带微笑,快速地用我所不懂的马来语说着什么。绢子婶给我翻译说他们夫妇正要出门,妈妈正愁不知怎么打发时间呢,快进来吧!我们在客厅椅子上坐了下来,两名马来女仆搀着她进了屋。这就是将近九十岁的野中鹤子。鹤子在竹制沙发上的印有南国花纹的座垫上坐定之后,就开始与旧友绢子婶叙旧。我向她问了好,她也很礼貌地向我问好。她的肤色很白,面容显得很高贵、优雅,耳朵上扎有耳穴,戴着蓝色的耳环十分相配,身体像鹤一样瘦骨嶙峋。她裹着素色的植物花纹的沙丽,蓝色长袖花上衣的袖子里露出的手腕上戴着几个金镯子。如果没有人事先告诉,谁都不会认为她是日本人。绢子婶用马来语介绍了我之后,鹤子用日语说:“你是从日本来的吗?”然后连连点了几下头。虽说我是初来乍到,她却用怀恋的眼光远远地看着我,然后用马来语说:“欢迎来访,有什么事尽管问,我都可以回答。”由于神经痛,右手不能随便动,放在膝盖上,左手则上下挥舞着。鹤子最初讲的是日语而且带有九州的乡音,我以为她没忘记日语十分高兴,所以我就问她:“老奶奶,您的老家是天草岛原吗?”鹤子一瞬之间浮出羞愧的神色,然后清晰地说:“不是岛原,是五岛的福江。”由于她的日语十分清晰明了,我想借助东风继续问鹤子迄今为止的整个生活状况。最初的回答是地道的九州方言,过了几分钟便变得不大流畅了,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道而流畅的马来语了。回答我的话时有时她先用日语,慢慢地随着内容复杂起来,日语单词和措词就想不起来了。于是我便请绢子婶把我的问题译成马来语,鹤子的回答也通过翻译讲给我听了。同是日本人的鹤子的一生要靠马来语的翻译才能了解,这一事实本身又意味着什么呢?我的心情很复杂,要经过翻译才能对话又使我急不择暇。总而言之,把那种不耐烦的心情放在一边,我听到的关于野中鹤子的个人历史是这样的——哪年出生的已经记不清楚了。今年已经快九十岁了,倒过去算大概是明治十八、九年生人吧。鹤子诞生在五岛列岛的福江岛的一家木材商家庭里,四个姐妹一个兄弟她家共有六个孩子。鹤子十七岁的时候,被拐卖到新加坡。那是春天,一个高个子女人来到女孩子们聚集的地方说:“要是去了新加坡,那里有橡胶园,在那里工作,薪水很高,高得在日本都不可想象。”在九州边缘的岛上长大,认为只有远方才有幸福的女孩儿们听了那女人天花乱坠的劝诱动了心,结果鹤子与另外一名乡村医生的女儿决定去橡胶园工作。鹤子跟父亲讲了自己的心思,父亲拼命阻拦,因为父亲知道年轻女孩子到新加坡去意味着什么。可是鹤子她们认为劝她们去的是女人,所以很放心,又觉得那女人一脸忠厚便相信了她的为人。她们根本不听父亲的劝告,便与那女人约好日子,偷偷带上些日用品离开了家,到福江镇去了。这时父亲发现女儿带着行李出走了,连忙去追,在她们与那女人见面之前硬把她们带回村里。可是鹤子与女伴总认为只有远方才有幸福,于是再度同那个女人接上头,这次出走就十分慎重了,从福江港顺利地乘上了去海外的船。可是,在她们刚刚庆幸乘上了一条幸福之船时,她们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了——这是一条驶往地狱的船。她们本以为会住进客舱,没想到被推下一个又窄又陡的梯子送进了船底的货舱。她们开始怀疑,去质问上边谈到的那个女人与船员,他们的态度是冷笑和施暴。在货舱里已经有七个姑娘先等在那里,与鹤子一样,她们也是被欺骗来的。在船底的货仓里船员一旦撤去梯子她们是绝对上不了甲板的。只有服务员每天早晚两次用吊下的篮子送些水和食物来。撤掉的梯子有时也放下来,那便是那些粗野的男人们把吓得浑身发抖的姑娘们肆意欺辱的时刻。船不知走了多少个昼夜,因为在船底生活,像是昏睡多年一样。船终于到岸了,那中年女骗子所说的话只有一点兑现了,这里的确是新加坡。上陆一看那貌似忠厚的女人连影儿也见不到的,而且这九名女孩子已被那女人贩子卖给了娼家。当了“南洋姐”的鹤子开始在新加坡花街接客了,具体是哪条街道已经记不清了。她十七岁的身体刚刚发育,像花蕾一般,没过半年便被糟踏得不成样子。她去看了病,大夫给她治好病后,她已经不能生孩子了。由于这种体验使她对卖身这行当厌恶透了,无论如何也要逃出这魔窟。过了一年左右,有一个马来人喜欢鹤子年轻貌美,常来找她。有一天他向她求婚说:“我喜欢你,咱们结婚吧。”这个马来人叫阿卜杜勒-塔来达,经营一家搬运社。当时的新加坡是英国人掌权,华侨在经济上也很有势力,马来人混得这么成功是罕见的。当然能和这个男人结婚可以逃出地狱鹤子很高兴,可是自己还欠着老板好几千元的债,又该怎么办呢?把实情向塔来达一说,这个马来人的精英人物便给出了一个主意。他说:“这新加坡执行的是英国的法律,这个法律是承认公娼自愿洗手不干的,所以只要你逃到日本领事馆就会变成自由之身了。”过了几天,鹤子下定决心,何娼馆请假说是有事,离开了花街与阿卜杜勒-塔来达一起跑到日本领事馆。领事询问阿卜杜勒-塔来达,问他是否真的会养活这个日本女人。他说:“我有正当职业,养活她没问题。”领事说:“那么我给她办自由废业的手续,不过你要隔三个月来报告一次你的情况,让我们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让她幸福了。”同时又恳切地对鹤子说:“如果这个男人饿着你或者打你的话,你可以到领事馆来申诉。”鹤子在一年多的“南洋姐”生活之后结束了皮肉生涯,随阿卜杜勒-塔来达到马六甲市生活了。丈夫之所以带她离开新加坡故意到马六甲市定居,也许是为了让鹤子忘记自己噩梦般的过去吧!丈夫想得很周到,鹤子的婚姻生活十分幸福。只有一件事较为遗憾,便是因为她从前的病致使她过了五年、十年都没有自己的孩子。鹤子中年的时候,由于家庭的复杂的关系,塔来达的外甥与侄女没人养活,她把他们收养了,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日本军入侵马来西亚,他们说因战术的需要把鹤子夫妇居住的这一带土地都强行征收了。为此,夫妇俩不得不迁居到北边的迪克森港,所幸的是不久战争便结束了。又过了不久,进人老年的阿卜杜勒-塔来达便逝世了。按伊斯兰教的规矩郑重地给丈夫办了丧事之后,鹤子给自己带大的外甥娶了媳妇,给侄女找了合适的丈夫嫁了出去。外甥媳妇一个个地生养,鹤子亲自来带孙儿们,她用日本式的方法把孩子背在背上,现在孙儿们也长大成人了。孙儿孙女们和她只是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对于将自己养大的慈爱的祖母是十分感激热爱的。他们每个人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总要拿出一部分送给祖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故乡五岛还时时有信来,其后可能因父母、姐妹的死亡便音信全无了。鹤子便在马来半岛的一角远离祖国日本生活着,比自己的姐妹们长寿得多,一九七三的现在,她被养子夫妇和孙儿孙女们供养着安享晚年。听了绢子婶翻译过来的野中鹤子的话,我的东南亚之旅的愁闷心情开始有了一抹亮色。“南洋姐”们一般而言都是在年纪轻轻的时候暴尸异乡的,但是她们之中有少数人也像鹤子一样得到了幸福,使我像在暗夜之中见到一线光明。这么说另外那三位老婆婆虽然没对我讲什么,但是在生活水平比日本低得多的东南亚她们的生活是很好的,与我在九州天草体验过的阿崎婆的生活比起来,她们简直像在极乐世界生活一样。是什么因素致使一个日本的“南洋姐”能得到如此特殊的圆满的结局呢?仅从鹤子的身世来谈,她仅仅被卖到花街不到一年工夫便遇到了一位善良的马来人,她青年时代的美貌使她获得如意郎君。还有她的智慧和勇气,当阿卜杜勒告诉她自由废业的出路后,她毫不犹豫地走了这条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我认为是东南亚人解放的思想和从容不迫的生活方式。从山打根到新加坡,从新加坡到迪克森,后来又去了几个城镇,我深深地感到东南亚各国人民豪爽的性格。比如一次我在他乡遇到本国人时的遭遇便可说明问题。我由于在语言不通的环境下郁闷久了,归国时向在机场遇到的十位日本女性打了招呼,然而她们的表情僵硬,板着面孔,拒人千里之外。而东南亚的人不论是华侨还是马来人对我这个异乡人总是投来微笑,虽语言不通但能通过手势和身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十分自由豁达。我认为东南亚的居民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是十分健康的,对本国的人不特别照顾,对其他国家的人也不歧视。他们生活态度豁达,对家族之外的人很能包容、宽大。在尊重他人自由方面也很注意。在西欧殖民主义者人便之后,白人、黑人各色人种都在这里融合,也许使这里的人养成了自由豁达的民族感觉和生活感情也未可知。鹤子的后半生过得如此幸福与塔来达一族人具有东南亚人共同的民族感情有关。阿卜杜勒-塔来达没有任何偏见,把日本人的鹤子当作自己的爱妻,其外甥、侄女从小把她当作自己的亲母,等他们长大之后结婚生子,又让自己的孩子把她当作祖母对待。这种家庭亲情使鹤子的后半生充满幸福。鹤子之外的三个人种老太、泽本芳野、烟中千代与她大同小异,生活得也都不错,究其原因也是一样的。绢子婶和我在鹤子家呆了很久,直到一个八、九岁的女孩进来,我们的话才告了一个段落。这个女孩像是最小的孙女,她怕累着奶奶才进来的。于是鹤子纤细的身体踉跄地站起来,无言地向我伸出了右手。我无言地伸出手去,微笑着握了她的手,这样,鹤子用日语慢慢地说:“与你谈话我也感到像是回到日本似的,谢谢你,我活不长了,可是日本的山崎女士,你再来这个城市的话,要把我的亲人当成我一样,一定到我家来玩!”鹤子的母语已几乎变成马来语了,这几句日语是她一句一句想着说的,恐怕在这之前她已想了好久才想起来这几句话吧!我十分吃惊,也很感激。我回答说:“我才真要谢谢您呢!以后我还会来的,请您多保重吧!”又对旁边的她的小孙女说:“要好好对待你奶奶。”虽然我知道她不懂日语,还是忍不住说了这句话。鹤子笑嘻嘻地指着我手里拿的茶色的本子和铅笔小声地说想写几个字。我这才明白她想写个字留作纪念,于是把本子和铅笔递过去。她又坐回沙发上去了,想了一会儿,用左手护着拿起笔发颤的右手一笔一划地写了起来,我远远窥视了一下,那四个字是野中鹤子。我点了点头,称赞她记得真清楚,鹤子仿佛想写下自己的马来名字,她用片假名写了两个字便停住了,孙女见状用马来语说了几句话,便从鹤子手中拿下铅笔,流利地写下了横向书写的马来文字。绢子婶看了看,告诉我说她写下的马来名字是艾丽莎-帕蒂-阿卜杜勒。虽然遗憾,但我们不得不告辞了,鹤子被两名女仆搀扶着站在门前的白色石阶上一直在送我们。当我们穿过院子走到门口,又从门口走上林荫路回头望鹤子的白发还在我们的眼帘之中。对我这样一个没有预先通知的闯入者她是这么欢迎,按常识讲不该问的隐私我也对她加以追问了,然而鹤子对我竟如此依依不舍。绢子婶每年来看她一次,七十年的漫长岁月,鹤子一直生活在马来人当中,我是去拜访她的唯一的日本人,所以尽管我的礼数不周到,她也因我是日本人对我十分怀恋。走进停车场再次回头看,在树荫中只能见到鹤子家的屋顶和板壁了。这时,绢子婶自言自语地说:“啊,心里真难受啊!”这句话充满了不可想象的哀愁,真不像豪放快活的绢子口中说出来的。虽然别人介绍说,她是九州人,姑娘时代来到东南亚,她与英国人结过婚后来成了寡妇,实际上,她的生活经历大概与鹤子相同吧!她,只有她才能充分理解鹤子的无法排遣的乡愁——

当我坐在桌前打算写一群被称作“南洋姐”的海外日本妓女时,我眼前浮现出一幅涂抹不去的图画。那是四年前的一个秋日,我在天草下岛的南部崎津叮天主堂前见到的。那时我为寻找“南洋姐”第二次到天草旅行。我担心这次旅行还是一无所获。可能是为了驱除这种不安,一下公共汽车我立刻走向比老百姓平屋顶高出一截的高耸的暗灰色尖塔,站立在天主堂的前面。秋季天黑得早。日薄西山,余光横照。天主堂附近,不用说见不到大人,连游戏的孩子们的影子都见不到。崎津小镇死一样的寂静。天主堂的后边是大海,尖塔上的十字架映在像镜子一样平静的海湾里。好一派天青水碧的景色。我如果只作为一个单纯的旅游者,真该感谢这幅美景,心情会很舒畅。但我远道来访的目的,是亲自探访曾经流浪海外被迫卖身的天草的同性们,倾听她们真实的声音,会见她们真实的面容。这幅静穆而瑰丽的风景,不知为什么使我感到一种难以诉说的悲凉。这种悲凉之感,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深邃。正在这个时候,我见到了一位专心祈祷的老农妇。我从打开的门走进天主堂,用习惯了外部光线的眼睛去看内部的情形,有如进人无人之境。当我感知祭坛前有一蹲着的人影时,我确信它是一尊与人等身大的祈祷姿势的石像。一个正襟危坐在席面上、挂着玫瑰念珠,两手合十的老妇人,长久地不出一声,身体也一动不动。当我习惯了天主堂内部昏暗的光线,我的目光缓缓移向正面的基督受难像、马利亚像、祭坛的蜡烛、两侧窗的彩色玻璃时,我才确认了那个被我当作石像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活生生的老农妇。我对自己的迁感到吃惊。我被那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的农妇深深感动了。看上去,农妇的年龄在七十岁到七十五岁之间,在天草两岛和岛原半岛无声无息地度过余年的“南洋姐”们现在的年龄都应是七十岁以上啦。这位像石像一样祈祷的老农妇也许是过去去海外谋生的妓女——这么想当然是十分武断的,不近情理的。可是,她向自己的主祈念的究竟是什么呢?虽然事隔四年,她的脸依然活生生地显现在我眼前,几条粗糙的皱纹刻在脸上,手指短而骨节突出,衣服的肘部和膝部都有补丁。若服装显示了她生活的贫困,脸上的皱纹显示了她人生的坎坷的话,那么她虔诚祈祷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出于消灭人的原罪的那种观念上的希求,而是赤贫之中切望上苍能帮她摆脱贫困。“南洋姐”这个称呼,用汉字写出来可以写成“唐国行”。“唐国行”是指从幕府末年经过明治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大正中期,①背井离乡到外国去卖身的日本妓女。她们北至西伯利亚、中国大陆,南到东南亚各国,甚至有人到印度、非洲。她们的故乡遍及日本全国,以九州的天草岛、岛原半岛为最多。天草岛原地方自然的、社会的贫困使得这地方产生了那么多妓女。崎律天主堂祭坛前像石像一般祈祷的老农妇对人生苦难的无声控诉恰是“南洋姐”们的心声!①本书中多用日本天皇年号纪年,明治期为公元1868-1912,大正期为912-1926,昭和期为1926-1989——译者注。红日西沉,天主堂内逐渐暗了下去,我在心中发誓——一定要听懂这位老农妇的祈愿,这是立志做女性史研究的我应做的工作。直至那位老农妇结束了祈祷,收拾了玫瑰念珠,向我点了点头,离开天主堂后,我还呆站在那里。读者一定会想,关于女性问题方方面面有许多可研究的,你为什么那么执拗于人们已淡忘的“南洋姐”呢?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过去从天草、岛原的乡村被卖出去的当妓女的女孩子,集中地代表了在阶级和性的压迫下长期受苦受难的日本女性。我相信,她们象征日本女性的地位。日本的历史文献从奈良时代的《日本书纪》到今天的历史全集,多出自占统治地位的男性之手。昭和初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方法传入日本后,历史才开始了工人农民的书写,但是仍固执地站在男性的立场上。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崩溃,日本战败,女性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各种权利才有了保障,才有了女性史。但我认为那些女性史除少数例外,全都是精英人物的女性史。如:明治五年津田梅子等五人赴美留学的事迹,还有自由民权运动的斗士岸田湘烟、福田英子的活动,在感情上自我觉醒的谢野晶子的文学表达以及代表日本妇女运动的平-雷鸟的“蓝袜子社”运动。它们都反映了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女性精英的思想与活动,从这些女性史中读不到无数活着或死去的底层女性的生活和苦闷心态。我并不否定女性精英的历史,因为她们有专门的技术和学问,在推动历史发展上她们有着别人替代不了的作用,把它比喻成北极的冰山,女性精英就是那浮在海面上的部分,而工农女性则是深深地埋在下面的巨大的冰块。了解这些底层女性的实际生活,书写她们悲欢的历史,才是一部真正的女性历史。为了更具体、更有效地对过去的女性史进行批判,就必须写出一本女性通史来。但对我来说现在还力不从心。我想至少先写出底层妇女来与精英女性做对照。于是,在我脑海里浮现出的正是那些“南洋姐”们。近代日本社会的资本主义是依靠丝织业纺织业等轻工业逐步发展起来的,也就是靠劳动女性的牺牲繁荣起来的。农村的姑娘们为了家里少一个人吃饭,从全国各地来到东京、大阪、长野等纺织中心。对她们的打工生活,据明治三十年的调查,大正末期细井和喜藏写的《女工哀史》、近期山本茂实写的《啊,野麦岭》都曾有过描写。那些种稻谷却吃不上白米饭、在赤日炎炎下劳作的农妇,那些根本谈不上是煤矿工人、靠手提油灯下到几千米以下的煤矿坑道干活的女采煤工,当然有资格控诉日本近代的繁荣的真相。此外,还有童工和小保姆,她们也是在底层呻吟的女性们。她们虽然劳动时间长,工资低,生活水平低,但她们还有恋爱结婚的自由。如果说恋爱是一种反映人类内心感情的自由的话,她们至少在这个方面还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她们虽然出卖劳动力,但是不卖其他的东西。可是,妓女们把本应属于人的内在自由的性出卖,换取金钱。将以低工资出卖劳动的人和不得不出卖性的人相比,哪一种人更悲惨些?当然,都是妓女,其生存与境遇却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取消了公娼,一提起妓女就想到在街头拉客的暗娼。而战前妓女的内容却要复杂一些。艺妓为最上层,她们唱俗谣跳日本舞,在宴会上助兴、卖艺;下层有吉原、洲崎、新宿的妓院的官妓和偏僻街道上的暗娼;再下层有背井离乡被卖到海外,以外国人为对象的“南洋姐”。这几种妓女哪种生活更悲惨?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毫无意义,但是如果追问的话,人们都会回答是海外的日本妓女吧!艺妓、官妓、暗娼等日本国内的妓女接的客是本国人,讲同一种语言,有同种的生活感觉。当然,明治初期在开放的港湾城市还有以俄国人为对象的妓女,以及二战后以美国兵为对象的伴伴儿女郎。但她们的对象是外国人里的欧美人,作为追赶欧美的日本人,接这些国家的男人为客,在意识上还没什么屈辱感。可是“南洋姐”被卖到东南亚,那地方既不是欧洲也不是美国。那里比日本文明落后,所以才成了西欧各国的殖民地,日本妓女在那里接的客主要是中国人和各种族的土著居民。当时日本人对这些地区的民族是瞧不起,有民族偏见的。这些妓女们又怎能从民族偏见中解放出来呢?把语言不通、肌肤发黑、动作笨手笨脚的土著居民作为卖淫的对象,她们肯定感到一种屈辱。如果我的看法不错的话,近代日本妓女中“南洋姐”不仅现实生活悲惨,其心理压力也是巨大的。我以为,近代日本百年历史上作为资本与男性的附属物被损害的是民众女性。民众女性中处境最惨的是妓女,妓女中特别悲惨的是“南洋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她们可以作为日本女性的“原点”。这就是我选中她们,而不是选丝织业纺织业女工、农妇、女矿工、保姆来做考察而书写底层妇女史的原因。当然,以前也并非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如森克己的《人身买卖》是就天草岛的历史人口问题从外出打工的角度研究“南洋姐”的全貌的珍贵资料。宫冈谦二的《娼妇海外流浪记》是从数千种游记中收集了旅游者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到日本妓女的重要文献。此外宫本常一编的《日本残酷物语》、折口民俗学派写的《日本人物语》、村上一郎、鹤见俊辅的《纪实日本人》、谷川健一的《女性残酷物语》中也收录了有关海外的日本妓女的论述和见闻。编者们独具慧眼,使读者受益。关于这些海外日本妓女研究的深度和局限以后再谈。现在再谈另一本不可忽略的文献《村冈伊平治自传》。这本书昭和三十五年由南方社出版,约二百四十页。村冈伊平治是一名诱拐妇女到海外卖淫的人口贩子。他直率地回忆了从明治中期到昭和十年在新加坡、马尼拉等地开设妓院的经历。可能因为没有这方面当事人写的其它资料,而且内容好像很有趣,所以这本书成了上述一系列参考书中最重要的资料。更准确地说,有了《村冈伊平治自传》才有了上述海外日本妓女的研究。可是据我现在的调查和从其它途径得到的依据证实,《村冈伊平治自传》的内容与事实出人甚多,不能当作历史资料。这样的话,森克己等人的海外日本妓女研究全面听信了这本特异的杜撰的自传,所以那些研究也不得不从根基上动摇了。我对这本自传的可信度表示怀疑,有两条理由,第一,有关东南亚开发的文献很多,过去去过东南亚现今还活着的人,没有人认识自传中所讲的那个伊平治;第二,自传的记述往往与客观资料所显示的事实不一致。第一点,东南亚开发的文献中除了明治、大正时期外务省、农工商务省的官厅资料有调查文件外,民间团体还出版开拓史以及个人写回忆录、旅行记等,数量非常之多。如在现今住有一亿人口的日本列岛,从常识上讲,从文件里找不到一个人的名字就怀疑这个人是否存在,那就太过分了。可是在明治、大正时期的东南亚,日本人的居住方式不是“平面”和“线”,而是集中在新加坡、马尼拉等“点”上的。因此,虽然东南亚地区很广阔,那里的日本人社会则很狭窄,不论是做了好事还是坏事,只要涉及任何出名的事情或做过一件出头露面的工作,所有在东南亚的日本人就一定知道他的名字,而且会被记载在某个文献上。比如后边提到的娼馆老板木下邦、仁木多贺次郎、涩谷银治等人的名字就记载在入江寅治《日本人海外发展史》等值得信赖的史籍上。这样一来,在任何文献上都查不到村冈伊平治的名字又意味着什么呢?据伊平治自称他是明治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在新加坡设立前科者收容所并成为妇女诱拐业的头目。明治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在西里伯斯岛,被任命为泗水的名誉领事,明治三十四年至昭和十八年住在菲律宾,被称做“老爷子”和“南洋的阿金”。无论在什么地方,不但日本人知道他,外国人也没有不认识他的。这么活跃的一个人物在东南亚开发的任何记录上都没留下名字,我们不禁怀疑,即使存在过这么个人,他也没有自己所吹嘘的那么神,他那三头六臂的活动也该打折扣。现今还活着的与村冈伊平治几乎同时代在东南亚各地从事各种工作的老人中,有没有人知道伊平治的呢?没有。后边将提到我在天草下岛的旅行,我在那里访问过十几个“南洋姐”,她们都已八、九十岁高龄,曾去过新加坡、马尼拉、黎牙实比,在她们的记忆之中既没有村冈伊平治这个人,也没有绰号为“南洋的阿金”这么个人。我用在《村冈伊平治自传》中得来的知识,问这些老太太,说伊平治对有前科的人或妓女是很温情的时候,老人们用一种嘲笑我的口气说:“妓院老板的要求都是有条件的,只想吸我们的血,我们还不知道竟然有过这样有温情的老板。这种光吹不干的男人在南洋是要多少有多少。”我还访问了去过东南亚的侨民,同样使我失望。其中有新加坡的日侨先驱者笠田直次郎的长女笠田朝香,她生长在新加坡,想必她一定从她父亲那里听到过许多包括妓院老板在内的日侨人名,可她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村冈伊平治。唯一的例外是现在住在福岛郡山市曾在《达沃日报》担任副主编的星笃比古。据他讲,他死去的夫人、结婚前姓西冈的繁子认识伊平治。可她对伊平治的评价是“一个会撒谎的人”。说到这里,既然从文献从人们那里得不到证据,只能对《村冈伊平治自传》做批判,确认其内容的真伪。可是连试一下这方法也成问题。这就牵涉我刚才讲的怀疑《村冈伊平治自传》的可靠性的第二个理由——伊平治的叙述与客观资料显示的事实往往不符。举几个例子说明,伊平治说他于明治二十年六月至十一月随上原勇作中尉到西伯利亚内地旅行。上原后来当上了陆军元帅。伊平治见到那里有许多日本妓女,以此为契机使他产生以后开妓院的想法。可是根据《元帅上原勇作传》,那段时间上原在对马海峡出差,与伊平治的书对不上号。伊平治写道,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在新加坡见到板垣退助,第二年十月见到伊藤博文,而且还以对话形式口语体记下了谈话的情况。可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板垣与伊藤当时奔走于国内搞政治活动,根本没去东南亚。另根据东南亚及日本人会昭和十三年出版的《南洋五十年》(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日本人活动)中收有从明治二十二年至大正十年的《新加坡领事馆日记抄》,凡到新加坡访问的,连商社雇员的人名都没有遗漏,可在哪儿也找不到板垣退助和伊藤博文。到此,我好像论据十分充分了,下边再举一个例子。伊平治好像是立了多大功劳似地吹嘘他在明治二十三年十月率先在新加坡设立了日本人会,并兼任会计和顾问。可是据《南洋五十年》和作为开业医生桥居新加坡四十年的西村竹四郎写的《在南三十五年》记述,在那里设日本人会和因设日本人墓地立下功劳的是妓院老板兼杂货店主仁木多贺次郎,而村冈伊平治这个名字不论在日本人会会员名册还是在墓地募捐者的名册中都找不到。仁木多贺次郎像是明治时期新加坡日本人妓院最大的头目,他除了把自己的四英亩土地捐出做日本人墓地外,还在其它方面为日本侨民办事,在日中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还让妓院妓女捐钱给日本政府,《村冈伊平治自传》也记载伊平治在日俄、日中战争中搜集了妓女募金之事,结合日本人会和墓地的事考虑,恐怕伊平治把仁木多贺次郎的事算在自己帐上了。人们常有对不知自己底细的人美化、夸张过去的心理倾向。这种被美化、夸张的过去也会被作为事实认知。根据心理置换反应,越是现在的境遇大不如从前的人,谈起从前的事时,越容易强烈地加以渲染。从《村冈伊平治自传》后记中可得知,晚年他的长子先他逝世,工作也不顺心,由于听从偶尔相识的旅行者的劝告,才写下了这本书。如果这样,自传中的美化与夸张就不奇怪了。也许我过分地拘泥于这本《村冈伊平治自传》了。可是作为海外妓女研究最具权威被人注目的这本书,其内容不可信到如此程度,那么我们上边举的一系列海外妓女研究怎么叫人相信?只要这些研究大都依据《村冈伊平治自传》,我就把它们与《村冈伊平治自传》同样对待。当然,上述的几种海外妓女研究不仅报告了历史的事实,还通过了“南洋姐”的存在指责日本的国家主义。这样的研究可能不受事实的真假、误差的致命影响。可是,即便如此我也不认为这样对海外妓女的研究就充分了。说研究不充分的理由,还有它们全是出自男性的手,《纪实日本人》中收的一篇森崎和江的《某南洋姐的生涯》纪实文章除外。我并不主张女性史只能由女性来写,对此,我没有任何偏见,我希望男性参加女性史的研究或作为读者积极参加。可是,妓女或海外妓女的研究如不通过女性去发掘,就不会搞清楚。明治时代初期到大正时代流落到东南亚的日本海外妓女恐怕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连平假名都写不出,是文盲,当然她们不可能拿笔写出其生活实态,诉说苦恼。即使她们会写文章,也可能保持沉默。作为女性来讲关于卖淫的细节,写出来是有抵触的。坦白卖淫生活对家庭家族都是羞耻的,这就足以作为最大障碍。研究者只能通过残存的妓女的生活与思想,找出海外日本妓女的真正的状态。根据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她们紧闭的心扉会向站在购买她们的性的男性立场上的男性研究者敞开,还是会向同一性别的女性研究者敞开?谁更会听到她们真实的声音?其答案是,男性研究者更擅长于调查拐诱妇女的方法与经济组织。但没有人研究她们的性交实态和心理结构,这对妓女研究来讲是极不完全的。民俗学者柳田国男的著作《木绵以前的事》中收有一篇《女性史学》文章。文章讲女性的智慧与力量应在男子想做而力不能及的领域内发挥,这才是真正的女人的学问。因此,女性进行海外妓女的调研恰好符合这一观点。立志搞海外妓女研究的我,从东京到九州找到老年妓女,只能从听取她们的自白开始我的工作,别无他法。我虽然是她们的同性,但是只是一个旅行者。对于那些想忘记自己的过去来生活下去的人来讲,她们不可能告诉我她们过去的娼妇生活。这样的话,我只能考虑到有“南洋姐”的乡村或家庭,与她们共同生活共同哀乐,等待她们打开关闭已久的心扉。可是,虽然我这样考虑,但在她们分布最多的九州的岛原和天草,我一点儿关系门路都没有。我的朋友中有住在福冈县中间市写《某南洋姐的生涯》的诗人森崎和江、天草出身的农民小说家岛一春。能不能托他们介绍他们认识的老年妓女呢?但是我不能光想靠这些人的关系。访问别人已采访过的老妓不会引起人注目,而且那些有记载的“南洋姐”现在的生活都比较富裕,属于老年妓女中比较发迹的人。我想找那些研究者记者谁都没造访过、真正隐姓埋名生活下来的海外妓女。为此,我不要人介绍,作为没有任何背景的女人进入岛原或天草的农村去。于是四年前的夏天,我就试探性地到天草下岛旅行。虽然我第一次到天草来,但我意想不到如愿以偿地邂逅了我所想见的老年妓女。这本书,虽称不上是海外妓女研究,也称不上是游记,但它是我与这位老年妓女三周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记录。我们两人的偶然相遇成为决定的契机。这还得从第一次天草之行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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