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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重译 花边文学 鲁迅 永利国际棋牌游戏官网

文章作者:经典小说 上传时间:2019-09-23

看到穆木天先生的《论重译及其他》下篇的末尾,才知道是在释我的误会。我却觉得并无什么误会,不同之点,只在倒过了一个轻重,我主张首先要看成绩的好坏,而不管译文是直接或间接,以及译者是怎样的动机。 木天先生要译者“自知”,用自己的长处,译成“一劳永逸”的书。要不然,还是不动手的好。这就是说,与其来种荆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让别的好园丁来种可以永久观赏的佳花。但是,“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极少,就文字而论,中国的这方块字便决非“一劳永逸”的符号。况且白地也决不能永久的保留,既有空地,便会生长荆棘或雀麦。最要紧的是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 然而我们向来看轻着翻译,尤其是重译。对于创作,批评家是总算时时开口的,一到翻译,则前几年还偶有专指误译的文章,近来就极其少见;对于重译的更其少。但在工作上,批评翻译却比批评创作难,不但看原文须有译者以上的工力,对作品也须有译者以上的理解。如木天先生所说,重译有数种译本作参考,这在译者是极为便利的,因为甲译本可疑时,能够参看乙译本。直接译就不然了,一有不懂的地方,便无法可想,因为世界上是没有用了不同的文章,来写两部意义句句相同的作品的作者的。重译的书之多,这也许是一种原因,说偷懒也行,但大约也还是语学的力量不足的缘故。遇到这种参酌各本而成的译本,批评就更为难了,至少也得能看各种原译本。如陈源译的《父与子》,鲁迅译的《毁灭》,就都属于这一类的。 我以为翻译的路要放宽,批评的工作要着重。倘只是立论极严,想使译者自己慎重,倒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要好的慎重了,乱译者却还是乱译,这时恶译本就会比稍好的译本多。 临末还有几句不大紧要的话。木天先生因为怀疑重译,见了德译本之后,连他自己所译的《塔什干》,也定为法文原译是删节本了。其实是不然的。德译本虽然厚,但那是两部小说合订在一起的,后面的大半,就是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所以我们所有的汉译《塔什干》,也并不是节本。七月三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申报·自由谈》。穆木天的《论重译及其它》载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申报·自由谈》,其中说:“我们作翻译时,须有权变的办法,但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也是不能忽视的。我们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自然是要容许,甚至要求间接翻译,但是,我们也要防止那些阻碍真实的直接翻译本的间接译出的劣货。而对作品之了解,是翻译时的先决条件。作品中的表现方式也是要注意的。能‘一劳永逸’时,最好是想‘一劳永逸’的办法。无深解的买办式的翻译是不得许可的。”又说:“关于翻译文学可讨论的问题甚多,希望忠实的文学者多多发表些意见。看见史贲先生的《论重译》,使我不得不发表出来以上的意见,以释其误会。” 陈源译的俄国屠格涅夫《父与子》,是根据英文译本和法文译本转译的,一九三○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鲁迅译的《毁灭》,根据日文译本,并参看德、英文译本。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论重译及其他》一文中说:“我是从法文本译过涅维洛夫的《塔什干》的,可是去年看见该书的德译本,比法译本分量多过几乎有一倍。”《塔什干》,原名《丰饶的城塔什干》,穆木天的译本一九三○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绥拉菲摩维支(A.C._J^GYJg,1863—1949)苏联准摇!短鳌肥*他所著的长篇小说。

史贲 穆木天先生在二十一日的《火炬》上,反对作家的写无聊的游记之类,以为不如给中国介绍一点上起希腊罗马,下至现代的文学名作。我以为这是很切实的忠告。但他在十九日的《自由谈》上,却又反对间接翻译,说“是一种滑头办法”,虽然还附有一些可恕的条件。这是和他后来的所说冲突的,也容易启人误会,所以我想说几句。 重译确是比直接译容易。首先,是原文的能令译者自惭不及,怕敢动笔的好处,先由原译者消去若干部分了。译文是大抵比不上原文的,就是将中国的粤语译为京语,或京语译成沪语,也很难恰如其分。在重译,便减少了对于原文的好处的踌躇。其次,是难解之处,忠实的译者往往会有注解,可以一目了然,原书上倒未必有。但因此,也常有直接译错误,而间接译却不然的时候。 懂某一国文,最好是译某一国文学,这主张是断无错误的,但是,假使如此,中国也就难有上起希罗,下至现代的文学名作的译本了。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伊卜生,没有伊本涅支,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的《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自然,中国未必没有精通丹麦,诺威,西班牙文字的人们,然而他们至今没有译,我们现在的所有,都是从英文重译的。连苏联的作品,也大抵是从英法文重译的。 所以我想,对于翻译,现在似乎暂不必有严峻的堡垒。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机,也不必推问的。深通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重译本,有时会比不甚懂原文的忠实者的直接译本好,日本改造社译的《高尔基全集》,曾被有一些革命者斥责为投机,但革命者的译本出,却反而显出前一本的优良了。不过也还要附一个条件,并不很懂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速成译本,可实在是不可恕的。 待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然而必须那译本比旧译本好,不能但以“直接翻译”当作护身的挡牌。 六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大晚报·火炬》发表的文章,题为《谈游记之类》。 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各尽所能》一文中说:“有人英文很好,不译英美文学,而去投机取巧地去间接译法国的文学,这是不好的。因为间接翻译,是一种滑头办法。如果不得已时,是可以许可的。但是,避难就易,是不可以的。”伊本涅支(V.Blasco-Iba′n~ez,1867—1928)通译勃拉斯可·伊巴涅思,西班牙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启示录的四骑士》等。 西万提司(M.deCervantes,1547—1616)通译塞万提斯,西班牙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堂吉诃德》等。 诺威挪威。 改造社日本的一个出版社,始办于一九一九年。该社于一九三二年出版中村白叶等译的《高尔基全集》,二十五卷。

《一天的工作》〔1〕 前记〔2〕 苏联的无产作家,是十月革命以后,即努力于创作的,一九一八年,无产者教化团〔3〕就印行了无产者小说家和诗人的丛书。二十年夏,又开了作家的大会〔4〕。而最初的文学者的大结合,则是名为“锻冶厂”的集团。 但这一集团的作者,是往往负着深的传统的影响的,因此就少有独创性,到新经济政策施行后,误以为革命近于失败,折了幻想的翅子,几乎不能歌唱了。首先对他们宣战的,是《那巴斯图》派的批评家,英古罗夫〔5〕说: “对于我们的今日,他们在怠工,理由是因为我们的今日,没有十月那时的灿烂。他们……不愿意走下英雄底阿灵比亚〔6〕来。这太平常了。这不是他们的事。”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无产者作家的一团在《青年卫军》〔7〕的编辑室里集合,决议另组一个“十月团”〔8〕,“锻冶厂”和“青年卫军”的团员,离开旧社,加入者不少,这是“锻冶厂”分裂的开端。“十月团”的主张,如烈烈威支说,是“内乱已经结束,‘暴风雨和袭击’的时代过去了。而灰色的暴风雨的时代又已到来,在无聊的幔下,暗暗地准备着新的‘暴风雨’和新的‘袭击’。”所以抒情诗须用叙事诗和小说来替代;抒情诗也“应该是血,是肉,给我们看活人的心绪和感情,不要表示柏拉图一流的欢喜了〔9〕。” 但“青年卫军”的主张,却原与“十月团”有些相近的。 革命直后的无产者文学,诚然也以诗歌为最多,内容和技术,杰出的都很少。有才能的革命者,还在血战的涡中,文坛几乎全被较为闲散的“同路人”所独占。然而还是步步和社会的现实一同进行,渐从抽象的,主观的而到了具体的,实在的描写,纪念碑的长篇大作,陆续发表出来,如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10〕,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11〕,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12〕,就都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中的大收获,且已移植到中国,为我们所熟识的。 站在新的立场上的智识者的作家既经辈出,一面有些“同路人”也和现实接近起来,如伊凡诺夫的《哈蒲》〔13〕,斐定的《都市与年》,也被称为苏联文坛上的重要收获。先前的势如水火的作家,现在似乎渐渐有些融洽了。然而这文学上的接近,渊源其实是很不相同的。珂刚教授在所著的《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说: “无产者文学虽然经过了几多的变迁,各团体间有过争斗,但总是以一个观念为标帜,发展下去的。这观念,就是将文学看作阶级底表现,无产阶级的世界感的艺术底形式化,组织意识,使意志向着一定的行动的因子,最后,则是战斗时候的观念形态底武器。纵使各团体间,颇有不相一致的地方,但我们从不见有谁想要复兴一种超阶级的,自足的,价值内在的,和生活毫无关系的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从生活出发,不是从文学性出发的。虽然因为作家们的眼界扩张,以及从直接斗争的主题,移向心理问题,伦理问题,感情,情热,人心的细微的经验,那些称为永久底全人类的主题的一切问题去,而‘文学性’也愈加占得光荣的地位;所谓艺术底手法,表现法,技巧之类,又会有重要的意义;学习艺术,研究艺术,研究艺术的技法等事,成了急务,公认为切要的口号;有时还好像文学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先的处所了。 “所谓‘同路人’的文学,是开拓了别一条路的。他们从文学走到生活去。他们从价值内在底技巧出发。他们先将革命看作艺术底作品的题材,自说是对于一切倾向性的敌人,梦想着无关于倾向的作家的自由的共和国。 然而这些‘纯粹的’文学主义者们——而且他们大抵是青年——终于也不能不被拉进全线沸腾着的战争里去了。他们参加了战争。于是从革命底实生活到达了文学的无产阶级作家们,和从文学到达了革命底实生活的‘同路人们’,就在最初的十年之终会面了。最初的十年的终末,组织了苏联作家的联盟〔14〕。将在这联盟之下,互相提携,前进了。最初的十年的终末,由这样伟大的试练来作纪念,是毫不足怪的。” 由此可见在一九二七年顷,苏联的“同路人”已因受了现实的熏陶,了解了革命,而革命者则由努力和教养,获得了文学。但仅仅这几年的洗练,其实是还不能消泯痕迹的。我们看起作品来,总觉得前者虽写革命或建设,时时总显出旁观的神情,而后者一落笔,就无一不自己就在里边,都是自己们的事。 可惜我所见的无产者作家的短篇小说很有限,这十篇之中,首先的两篇,还是“同路人”的,后八篇中的两篇〔15〕,也是由商借而来的别人所译,然而是极可信赖的译本,而伟大的作者,遗漏的还很多,好在大抵别有长篇,可供阅读,所以现在也不再等待,收罗了。 至于作者小传及译本所据的本子,也都写在《后记》里,和《竖琴》一样。 临末,我并且在此声谢那帮助我搜集传记材料的朋友。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夜,鲁迅记。 ※※※ 〔1〕《一天的工作》鲁迅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间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一九三三年三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列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内收毕力涅克的《苦蓬》、绥甫林娜的《肥料》、略悉珂的《铁的静寂》、聂维洛夫的《我要活》、玛拉式庚的《工人》、绥拉菲摩维支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孚尔玛诺夫的《革命的英雄们》、唆罗诃夫的《父亲》、班菲洛夫和伊连珂夫合写的《枯煤,人们和耐火砖》等作品十篇。其中绥拉菲摩维支的两篇为文尹译。《苦蓬》、《肥料》和《我要活》三篇在收入单行本前,曾分别发表于《东方杂志》半月刊、《北斗》月刊和《文学月报》。 〔2〕本篇最初印入《一天的工作》单行本,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3〕无产者教化团即“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苏联早期文化组织,成立于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月革命后,全国各大城市都设有分部,并出版定期刊物《无产者文化》、《汽笛》等。在理论和实践上,他们都犯有错误,一九二○年列宁曾给予批评。一九三二年解散。 〔4〕作家的大会指一九二○年五月“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在莫斯科举行的作家大会,出席者有代表二十五个城市的作家一百五十人。 〔5〕英古罗夫(C.cFb UTJ)《在岗位上》派的文艺评论家。 这里引用的他的话,见于他作的《论损失》一文,载《在岗位上》杂志创刊号上。 〔6〕阿灵比亚即奥林匹斯,希腊北部的高山,希腊神话中诸神的住所,古希腊人视为神山。 〔7〕《青年卫军》即《青年近卫军》,文学艺术和通俗科学杂志,俄共青年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二年创刊于莫斯科,与同年十月成立的文学团体“青年近卫军”社有密切关系。一九二三年三月“青年近卫军”社与“十月”社、“工人之春”社同参加“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 〔8〕“十月团”即“十月”社,苏联早期的文学团体,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成立。核心人物有原属“锻冶场”社的马雷希金,“青年近卫军”社的培赛勉斯基,“工人之春”社的索柯洛夫和未参加团体的里别进斯基等。 〔9〕柏拉图一流的欢喜指幻想或理想的快乐。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著有《理想国》、《飨宴篇》等。 〔10〕里培进斯基(1898—1959)通译里别进斯基,苏联作家。《一周间》,描写内战时期斗争的小说,有蒋光慈译本,一九三○年一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11〕绥拉菲摩维支(1863—1949)苏联作家。早期作品描写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一九○五年革命后,转而以工人革命斗争为主题。《铁流》,描写红军游击队与敌人斗争的长篇小说,发表于一九二四年,有曹靖华译本,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上海三闲书屋出版,鲁迅写有《编校后记》,现收入《集外集拾遗》。 〔12〕革拉特珂夫(1883—1958)苏联作家,早年参加革命,曾被沙皇政府逮捕及流放,十月革命后参加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士敏土》,描写国内战争结束后工人阶级为恢复生产而斗争的长篇小说,发表于一九二五年,有董绍明、蔡詠裳合译本,一九三二年七月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13〕《哈蒲》伊凡诺夫发表于一九二五年的小说,描写在西伯利亚猎狐的故事。 〔14〕苏联作家的联盟指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成立的“全苏联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一九三二年,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后解散,成立“苏联作家协会”。 〔15〕这里所说“首先的两篇”,指《苦蓬》和《肥料》;“后八篇中的两篇”,指《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 后记〔1〕 毕力涅克(BorisPilniak)的真姓氏是鄂皋,以一八九四年生于伏尔迦沿岸的一个混有日耳曼、犹太、俄罗斯、鞑靼的血液的家庭里。九岁时他就试作文章,印行散文是十四岁。“绥拉比翁的兄弟们”成立后,他为其中的一员,一九二二年发表小说《精光的年头》,遂得了甚大的文誉。这是他将内战时代所身历的酸辛,残酷,丑恶,无聊的事件和场面,用了随笔或杂感的形式,描写出来的。其中并无主角,倘要寻求主角,那就是“革命”。而毕力涅克所写的革命,其实不过是暴动,是叛乱,是原始的自然力的跳梁,革命后的农村,也只有嫌恶和绝望。他于是渐渐成为反动作家的渠魁,为苏联批评界所攻击了,最甚的时候是一九二五年,几乎从文坛上没落。但至一九三○年,以五年计划为题材,描写反革命的阴谋及其失败的长篇小说《伏尔迦流到里海》发表后,才又稍稍恢复了一些声望,仍旧算是一个“同路人”。 《苦蓬》从《海外文学新选》〔2〕第三十六编平冈雅英所译的《他们的生活之一年》中译出,还是一九一九年作,以时候而论,是很旧的,但这时苏联正在困苦中,作者的态度,也比成名后较为真挚。然而也还是近于随笔模样,将传说,迷信,恋爱,战争等零星小材料,组成一片,有嵌镶细工之观,可是也觉得颇为悦目。珂刚教授以为毕力涅克的小说,其实都是小说的材料(见《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用于这一篇,也是评得很惬当的。 绥甫林娜(LidiaSeifullina)生于一八八九年;父亲是信耶教的鞑靼人,母亲是农家女。高等中学第七学级完毕后,她便做了小学的教员,有时也到各地方去演剧。一九一七年加入社会革命党,但至一九年这党反对革命的战争的时候,她就出党了。一九二一年,始给西伯利亚的日报做了一篇短短的小说,竟大受读者的欢迎,于是就陆续的创作,最有名的是《维里尼亚》(中国有穆木天〔3〕译本)和《犯人》。(中国有曹靖华译本,在《烟袋》中。)《肥料》从《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三卷中富士辰马的译本译出,疑是一九二三年之作,所写的是十月革命时一个乡村中的贫农和富农的斗争,而前者终于失败。这样的事件,革命时代是常有的,盖不独苏联为然。但作者却写得很生动,地主的阴险,乡下革命家的粗鲁和认真,老农的坚决,都历历如在目前,而且绝不见有一般“同路人”的对于革命的冷淡模样,她的作品至今还为读书界所爱重,实在是无足怪的。 然而译她的作品却是一件难事业,原译者在本篇之末,就有一段《附记》说: “真是用了农民的土话所写的绥甫林娜的作品,委实很难懂,听说虽在俄国,倘不是精通乡村的风俗和土音的人,也还是不能看的。竟至于因此有了为看绥甫林娜的作品而设的特别的字典。我的手头没有这样的字典。 先前曾将这篇译载别的刊物上,这回是从新改译的。倘有总难了然之处,则求教于一个熟知农民事情的鞑靼的妇人。绥甫林娜也正是鞑靼系。但求教之后,却愈加知道这篇的难懂了。这回的译文,自然不能说是足够传出了作者的心情,但比起旧译来,却自以为好了不少。须到坦波夫或者那里的乡下去,在农民里面过活三四年,那也许能够得到完全的翻译罢。” 但译者却将求教之后,这才了然的土话,改成我所不懂的日本乡下的土话了,于是只得也求教于生长在日本乡下的M君〔4〕,勉强译出,而于农民言语,则不再用某一处的土话,仍以平常的所谓“白话文”了事,因为我是深知道决不会有人来给我的译文做字典的。但于原作的精采,恐怕又损失不少了。 略悉珂(NikoleiLiashko)〔5〕是在一八八四年生于哈里珂夫的一个小市上的,父母是兵卒和农女。他先做咖啡店的侍者,后来当了皮革制造厂,机器制造厂,造船厂的工人,一面听着工人夜学校的讲义。一九○一年加入工人的秘密团体,因此转辗于捕缚,牢狱,监视,追放的生活中者近十年,但也就在这生活中开始了著作。十月革命后,为无产者文学团体“锻冶厂”之一员,著名的著作是《熔炉》,写内乱时代所破坏,死灭的工厂,由工人们自己的团结协力而复兴,格局与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颇相似。 《铁的静寂》还是一九一九年作,现在是从《劳农露西亚短篇集》内,外村史郎的译本重译出来的。看那作成的年代,就知道所写的是革命直后的情形,工人的对于复兴的热心,小市民和农民的在革命时候的自利,都在这短篇中出现。但作者是和传统颇有些联系的人,所以虽是无产者作家,而观念形态却与“同路人”较相近,然而究竟是无产者作家,所以那同情在工人一方面,是大略一看,就明明白白的。对于农民的憎恶,也常见于初期的无产者作品中,现在的作家们,已多在竭力的矫正了,例如法捷耶夫的《毁灭》,即为此费去不少的篇幅。 聂维洛夫(AleksandrNeverov)〔6〕真姓斯珂培莱夫以一八八六年生为萨玛拉州的一个农夫的儿子。一九○五年师范学校第二级卒业后,做了村学的教师。内战时候〔7〕,则为萨玛拉的革命底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赤卫军》的编辑者。一九二○至二一年大饥荒之际,他和饥民一同从伏尔迦逃往塔什干,二二年到墨斯科,加入“锻冶厂”,二二年冬,就以心脏麻痹死去了,年三十七。他的最初的小说,在一九○五年发表,此后所作,为数甚多,最著名的是《丰饶的城塔什干》,中国有穆木天译本。 《我要活》是从爱因斯坦因(MariaEinstein)〔8〕所译,名为《人生的面目》(DasAntlitzdesLebens)的小说集里重译出来的。为死去的受苦的母亲,为未来的将要一样受苦的孩子,更由此推及一切受苦的人们而战斗,观念形态殊不似革命的劳动者。然而作者还是无产者文学初期的人,所以这也并不足令人诧异。珂刚教授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里说: “出于‘锻冶厂’一派的最是天才底的小说家,不消说,是将崩坏时代的农村生活,加以杰出的描写者之一的那亚历山大·聂维洛夫了。他全身浴着革命的吹嘘,但同时也爱生活。……他之于时事问题,是远的,也是近的。说是远者,因为他贪婪的爱着人生。说是近者,因为他看见站在进向人生的幸福和充实的路上的力量,觉到解放的力量。…… “聂维洛夫的小说之一《我要活》,是描写自愿从军的红军士兵的,但这人也如聂维洛夫所写许多主角一样,高兴地爽快地爱着生活。他遇见春天的广大,曙光,夕照,高飞的鹤,流过洼地的小溪,就开心起来。他家里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小孩,他却去打仗了。他去赴死了。这是因为要活的缘故;因为有意义的人生观为了有意义的生活,要求着死的缘故;因为单是活着,并非就是生活的缘故;因为他记得洗衣服的他那母亲那里,每夜来些兵丁,脚夫,货车夫,流氓,好像打一匹乏力的马一般地殴打她,灌得醉到失了知觉,呆头呆脑的无聊的将她推倒在眠床上的缘故。” 玛拉式庚(SergeiMalashkin)〔9〕是土拉省人,他父亲是个贫农。他自己说,他的第一个先生就是他的父亲。但是,他父亲很守旧的,只准他读《圣经》和《使徒行传》〔10〕等类的书: 他偷读一些“世俗的书”,父亲就要打他的。不过他八岁时,就见到了果戈理,普式庚,莱尔孟多夫〔11〕的作品。“果戈理的作品给了我很大的印象,甚至于使我常常做梦看见魔鬼和各种各式的妖怪。”他十一二岁的时候非常之淘气,到处捣乱。 十三岁就到一个富农的家里去做工,放马,耕田,割草,…… 在这富农家里,做了四个月。后来就到坦波夫省的一个店铺子里当学徒,虽然工作很多,可是他总是偷着功夫看书,而且更喜欢“捣乱和顽皮”。 一九○四年,他一个人逃到了墨斯科,在一个牛奶坊里找着了工作。不久他就碰见了一些革命党人,加入了他们的小组。一九○五年革命的时候,他参加了墨斯科十二月暴动,攻打过一个饭店,叫做“波浪”的,那饭店里有四十个宪兵驻扎着:很打了一阵,所以他就受了伤。一九○六年他加入了布尔塞维克党,一直到现在。从一九○九年之后,他就在俄国到处流荡,当苦力,当店员,当木料厂里的工头。欧战的时候,他当过兵,在“德国战线”上经过了不少次的残酷的战斗。他一直喜欢读书,自己很勤恳的学习,收集了许多少见的书籍。 他到三十二岁,才“偶然的写些作品”。 “在五年的不断的文学工作之中,我写了一些创作(其中一小部分已经出版了)。所有这些作品,都使我非常之不满意,尤其因为我看见那许多伟大的散文创作:普式庚,莱尔孟多夫,果戈理,陀思妥夫斯基和蒲宁。研究着他们的创作,我时常觉着一种苦痛,想起我自己所写的东西——简直一无价值……就不知道怎么才好。 “而在我的前面正在咆哮着,转动着伟大的时代,我的同阶级的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是沉默着的,是受尽了一切痛苦的,现在却已经在建设着新的生活,用自己的言语,大声的表演自己的阶级,干脆的说:——我们是主人。 “艺术家之中,谁能够广泛的深刻的能干的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这个主人,——他才是幸福的。 “我暂时没有这种幸福,所以痛苦,所以难受。” 他在文学团体里,先是属于“锻冶厂”的,后即脱离,加入了“十月”。一九二七年,出版了描写一个革命少女的道德底破灭的经过的小说,曰《月亮从右边出来》一名《异乎寻常的恋爱》,就卷起了一个大风暴,惹出种种的批评。有的说,他所描写的是真实,足见现代青年的堕落;有的说,革命青年中并无这样的现象,所以作者是对于青年的中伤;还有折中论者,以为这些现象是实在的,然而不过是青年中的一部分。高等学校还因此施行了心理测验,那结果,是明白了男女学生的绝对多数,都是愿意继续的共同生活,“永续的恋爱关系”的。珂刚教授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对于这一类的文学,很说了许多不满的话。 但这本书,日本却早有太田信夫的译本,名为《右侧之月》,末后附着短篇四五篇。这里的《工人》,就从日本译本中译出,并非关于性的作品,也不是什么杰作,不过描写列宁的几处,是仿佛妙手的速写画一样,颇有神采的。还有一个不大会说俄国话的男人,大约就是史太林了,因为他原是生于乔具亚〔12〕——也即《铁流》里所说起的克鲁怎的。 绥拉菲摩维支(A.Serafimovich)的真姓是波波夫(Ale-ksandrSerafimovichPopov),是十月革命前原已成名的作家,但自《铁流》发表后,作品既是划一时代的纪念碑底的作品,作者也更被确定为伟大的无产文学的作者了。靖华所译的《铁流》,卷首就有作者的自传,为省纸墨汁,这里不多说罢。 《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都是文尹从《绥拉菲摩维支全集》第一卷直接译出来的,都还是十月革命以前的作品。 译本的前一篇的前面,原有一篇序,说得写分明,现在就完全抄录在下面:—— 绥拉菲摩维支是《铁流》的作家,这是用不着介绍的了。可是,《铁流》出版的时候已经在十月之后;《铁流》的题材也已经是十月之后的题材了。中国的读者,尤其是中国的作家,也许很愿意知道:人家在十月之前是怎么样写的。是的!他们应当知道,他们必须知道。至于那些以为不必知道这个问题的中国作家,那我们本来没有这种闲功夫来替他们打算,——他们自己会找着李完用〔15〕文集或者吉百林〔14〕小说集……去学习,学习那种特别的巧妙的修辞和布局。骗人,尤其是骗群众,的确要有点儿本事!至于绥拉菲摩维支,他是不要骗人的,他要替群众说话,他并且能够说出群众所要说的话。可是,他在当时——十月之前,应当有骗狗的本事。当时的文字狱是多么残酷,当时的书报检查是多么严厉,而他还能够写,自然并不能够“畅所欲言”,然而写始终能够写的,而且能够写出暴露社会生活的强有力的作品,能够不断的揭穿一切种种的假面具。 这篇小说:《一天的工作》,就是这种作品之中的一篇。出版的时候是一八九七年十月十二日——登载在《亚佐夫海边报》〔15〕上。这个日报不过是顿河边的洛斯托夫地方的一个普通的自由主义的日报。读者如果仔细的读一读这篇小说,他所得的印象是什么呢?难道不是那种旧制度各方面的罪恶的一幅画像!这里没有“英雄”,没有标语,没有鼓动,没有“文明戏”〔16〕里的演说草稿。 但是,…… 这篇小说的题材是真实的事实,是诺沃赤尔卡斯克城里的药房学徒的生活。作者的兄弟,谢尔盖,在一千八百九十几年的时候,正在这地方当药房的学徒,他亲身受到一切种种的剥削。谢尔盖的生活是非常苦的。父亲死了之后,他就不能够再读书,中学都没有毕业,就到处找事做,换过好几种职业,当过水手;后来还是靠他哥哥的帮助,方才考进了药房,要想熬到制药师副手的资格。后来,绥拉菲摩维支帮助他在郭铁尔尼珂华站上自己开办了一个农村药房。绥拉菲摩维支时常到那地方去的;一九○八年他就在这地方收集了材料,写了他那第一篇长篇小说:《旷野里的城市》〔17〕。 范易嘉〔18〕志。一九三二,三,三○。 孚尔玛诺夫(DmitriyFurmanov)〔18〕的自传里没有说明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也没有说起他的出身。他八岁就开始读小说,而且读得很多,都是司各德〔20〕,莱德,倍恩,陀尔〔21〕等类的翻译小说。他是在伊凡诺沃·沃兹纳新斯克地方受的初等教育,进过商业学校,又在吉纳史马毕业了实科学校〔22〕。 后来进了墨斯科大学,一九一五年在文科毕业,可是没有经过“国家考试”。就在那一年当了军医里的看护士,被派到“土耳其战线”,到了高加索,波斯边境,又到过西伯利亚,到过“西部战线”和“西南战线”…… 一九一六年回到伊凡诺沃,做工人学校的教员。一九一七年革命开始之后,他热烈的参加。他那时候是社会革命党的极左派,所谓“最大限度派”(“Maximalist”)〔23〕。 “只有火焰似的热情,而政治的经验很少,就使我先成了最大限度派,后来,又成了无政府派,当时觉得新的理想世界,可以用无治主义的炸弹去建设,大家都自由,什么都自由!” “而实际生活使我在工人代表苏维埃里工作;之后,于一九一八年六月加入布尔塞维克党。孚龙兹(Frunze,〔24〕是托罗茨基免职之后第一任苏联军事人民委员长,现在已经死了。——译者)对于我的这个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和我的几次谈话把我的最后的无政府主义的幻想都扑灭了。” 不久,他就当了省党部的书记,做当地省政府的委员,这是在中央亚细亚。后来,同着孚龙兹的队伍参加国内战争,当了查葩耶夫〔25〕第二十五师的党代表,土耳其斯坦战线的政治部主任,古班〔26〕军的政治部主任。他秘密到古班的白军区域里去做工作,当了“赤色陆战队”的党代表,那所谓“陆战队”的司令就是《铁流》里的郭如鹤。在这里,他脚上中了枪弹。他因为革命战争里的功劳,得了红旗勋章〔27〕。 一九一七——一八年他就开然写文章,登载在外省的以及中央的报章杂志上。一九二一年国内战争结束之后,他到了墨斯科,就开始写小说。出版了《赤色陆战队》,《查葩耶夫》,《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五年,他著的《叛乱》〔28〕出版(中文译本改做《克服》),这是讲一九二○年夏天谢米列赤伊地方的国内战争的。谢米列赤伊地方在伊犁以西三四百里光景,中国旧书里,有译做“七河地”的,这是七条河的流域的总名称。 从一九二一年之后,孚尔玛诺夫才完全做文学的工作。不幸,他在一九二六年的三月十五日就病死了。他墓碑上刻着一把剑和一本书;铭很简单,是:特密忒黎·孚尔玛诺夫,共产主义者,战士,文人。 孚尔玛诺夫的著作,有: 《查葩耶夫》一九二三年。 《叛乱》一九二五年。 《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三年。 《史德拉克》短篇小说,一九二五年。 《七天》(《查葩耶夫》的缩本)一九二六年。 《斗争的道路》小说集。 《海岸》(关于高加索的“报告”)一九二六年。 《最后几天》一九二六年。 《忘不了的几天》“报告”和小说集,一九二六年。 《盲诗人》小说集,一九二七年。 《孚尔玛诺夫文集》四卷。 《市侩杂记》一九二七年。 《飞行家萨诺夫》小说集,一九二七年。 这里的一篇《英雄们》,是从斐檀斯的译本(D.Fourma-now∶DierotenHelden,deutschVonA.Videns,VerlagderJugendinternationale,Berlin1928)〔29〕重译的,也许就是《赤色陆战队》〔30〕。所记的是用一支奇兵,将白军的大队打退,其中似乎还有些传奇色采,但很多的是身历和心得之谈,即如由出发以至登陆这一段,就是给高谈专门家和唠叨主义者的一个大教训。 将“Helden”译作“英雄们”,是有点流弊的,因为容易和中国旧来的所谓“显英雄”的“英雄”相混,这里其实不过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意思。译作“别动队”的,原文是“Dessert”,源出法文,意云“追加”,也可以引伸为饭后的点心,书籍的附录,本不是军用语。这里称郭甫久鹤的一队为“roteDessert”〔31〕,恐怕是一个诨号,应该译作“红点心”的,是并非正式军队,它的前去攻打敌人,不过给吃一点点心,不算正餐的意思。但因为单是猜想,不能确定,所以这里就姑且译作中国人所较为听惯的,也非正装军队的“别动队”了。 唆罗诃夫(MichailSholochov)〔32〕以一九○五年生于顿州〔33〕。父亲是杂货,家畜和木材商人,后来还做了机器磨坊的经理。母亲是一个土耳其女子的曾孙女,那时她带了她的六岁的小儿子——就是唆罗诃夫的祖父——作为俘虏,从哥萨克〔34〕移到顿州来的。唆罗诃夫在墨斯科时,进了小学,在伏罗内希时,进了中学,但没有毕业,因为他们为了侵进来的德国军队,避到顿州方面去了。在这地方,这孩子就目睹了市民战,一九二二年,他曾参加了对于那时还使顿州不安的马贼的战斗。到十六岁,他便做了统计家,后来是扶养委员。他的作品于一九二三年这才付印,使他有名的是那大部的以市民战为材料的小说《静静的顿河》,到现在一共出了四卷,第一卷在中国有贺非〔35〕译本。 《父亲》从《新俄新作家三十人集》〔36〕中翻来,原译者是斯忒拉绥尔(NadjaStrasser);所描写的也是内战时代,一个哥萨克老人的处境非常之难,为了小儿女而杀较长的两男,但又为小儿女所憎恨的悲剧。和果戈理,托尔斯泰所描写的哥萨克,已经很不同,倒令人仿佛看见了在戈理基初期作品中有时出现的人物。契诃夫写到农民的短篇,也有近于这一类的东西。 班菲洛夫(FedorPanferov)〔37〕生于一八九六年,是一个贫农的儿子,九岁时就给人去牧羊,后来做了店铺的伙计。 他是共产党员,十月革命后,大为党和政府而从事于活动,一面创作着出色的小说。最优秀的作品,是描写贫农们为建设农村的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勃鲁斯基》,以一九二六年出版,现在欧美诸国几乎都有译本了。 关于伊连珂夫(V.Ilienkov)〔38〕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少。 只看见德文本《世界革命的文学》(LiteraturderWeltrevo-tution)的去年的第三本里,说他是全俄无产作家同盟〔39〕中的一人,也是一个描写新俄的人们的生活,尤其是农民生活的好手。 当苏俄施行五年计画的时候,革命的劳动者都为此努力的建设,组突击队,作社会主义竞赛,到两年半,西欧及美洲“文明国”所视为幻想,妄谈,昏话的事业,至少竟有十个工厂已经完成了。那时的作家们,也应了社会的要求,应了和大艺术作品一同,一面更加提高艺术作品的实质,一面也用了报告文学,短篇小说,诗,素描的目前小品,来表示正在获胜的集团,工厂,以及共同经营农场的好汉,突击队员的要求,走向库兹巴斯,巴库,斯太林格拉特〔40〕,和别的大建设的地方去,以最短的期限,做出这样的艺术作品来。日本的苏维埃事情研究会所编译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丛书》第一辑《冲击队》中,就有七篇这一种“报告文学”在里面。 《枯煤,人们和耐火砖》就从那里重译出来的,所说的是伏在地面之下的泥沼的成因,建设者们的克服自然的毅力,枯煤和文化的关系,炼造枯煤和建筑枯煤炉的方法,耐火砖的种类,竞赛的情形,监督和指导的要诀。种种事情,都包含在短短的一篇里,这实在不只是“报告文学”的好标本,而是实际的知识和工作的简要的教科书了。 但这也许不适宜于中国的若干的读者,因为倘不知道一点地质,炼煤,开矿的大略,读起来是很无兴味的。但在苏联却又作别论,因为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智识劳动和筋肉劳动的界限也跟着消除,所以这样的作品也正是一般的读物。 由此更可见社会一异,所谓“智识者”即截然不同,苏联的新的智识者,实在已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对秋月伤心,落花坠泪,正如我们的不明白为什么熔铁的炉,倒是没有炉底一样了。 《文学月报》〔41〕的第二本上,有一篇周起应君所译的同一的文章〔42〕,但比这里的要多三分之一,大抵是关于稷林的故事。我想,这大约是原本本有两种,并非原译者有所增减,而他的译本,是出于英文的。我原想借了他的译本来,但想了一下,就又另译了《冲击队》里的一本。因为详的一本,虽然兴味较多,而因此又掩盖了紧要的处所,简的一本则脉络分明,但读起来终不免有枯燥之感。——然而又各有相宜的读者层的。有心的读者或作者倘加以比较,研究,一定很有所省悟,我想,给中国有两种不同的译本,决不会是一种多事的徒劳的。 但原译本似乎也各有错误之处。例如这里的“他讲话,总仿佛手上有着细索子,将这连结着的一样。”周译本作“他老是这样地说话,好像他衔了甚么东西在他的牙齿间,而且在紧紧地把它咬着一样。”这里的“他早晨往往被人叫醒,从桌子底下拉出来。”周译本作“他常常惊醒来了,或者更正确地说,从桌上抬起头来了。”想起情理来,都应该是后一译不错的,但为了免得杂乱起见,我都不据以改正。 从描写内战时代的《父亲》,一跳就到了建设时代的《枯煤,人们和耐火砖》,这之间的间隔实在太大了,但目下也没有别的好法子。因为一者,我所收集的材料中,足以补这空虚的作品很有限;二者,是虽然还有几篇,却又是不能绍介,或不宜绍介的。幸而中国已经有了几种长篇或中篇的大作,可以稍稍弥缝这缺陷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九日,编者。 ※※※ 〔1〕本篇最初印入《一天的工作》单行本,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2〕《海外文学新选》一种介绍外国文学的丛书,日本东京新潮社出版。 〔3〕穆木天(1900—1971)吉林伊通人,诗人、翻译家。曾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译的《维里尼亚》,一九三一年六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书上未署作者名。 〔4〕M君当指增田涉(1903—1977)。“增田”的拉丁字母拼音是Masuda,他是岛根县八束郡惠昙村人,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家。 一九三一年在上海时曾常去鲁迅家商谈《中国小说史略》翻译的事。著有《鲁迅的印象》、《中国文学史研究》等。 〔5〕略悉珂(H.H.CBO]T,1884—1953)通译里亚希柯,苏联作家,“锻冶场”的领导人之一。著有《熔铁炉》(即文中所说的《熔炉》)等小说。 〔6〕聂维洛夫(A.C.DIJIHTJ,1886—1923)苏联作家,曾参加“锻冶场”社。《丰饶的城塔什干》(一译《塔什干——粮食之城》)是他的主要作品,中译本题为《丰饶的城》,一九三○年四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7〕内战时候指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间苏联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进攻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暴乱,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这一时期。 〔8〕爱因斯坦因德国的翻译工作者,曾将苏联班台莱耶夫的童话《表》译成德文。《人生的面目》,一九二五年维也纳文学与政治出版社出版。 〔9〕玛拉式庚(C.c.LNUNO]PF)一译马拉什金,苏联作家。 开始时写诗,一九二六年发表小说《月亮从右边出来》(一名异乎寻常的恋爱》,日译名《右侧之月》,一九二八年东京世界社出版)。该书曾引起激烈的争论。此外还写有小说《少女们》、《一个生活的纪事》等。 〔10〕《使徒行传》《新约全书》的第五卷,计二十八章。 〔11〕果戈理参看本卷第412页注〔1〕。普式庚(A.C.Q O]PF,1799—1837),通译普希金,俄国诗人。作品多抨击农奴制度,谴责贵族上流社会,歌颂自由与进步。著有长诗《欧根·奥涅金》、小说《上尉的女儿》等。莱尔孟多夫(M.G.UIHmTFYTJ,1814—1841),通译莱蒙托夫,俄国诗人。作品充满对自由的渴望及对沙皇政府黑暗统治的反抗精神。著有长诗《童僧》、《恶魔》和小说《当代英雄》等。 〔12〕乔具亚即格鲁吉亚。 〔13〕李完用(1868—1926)朝鲜李氏王朝末期的亲日派首领。 〔14〕吉百林即吉卜林,参看本卷第350页注〔31〕。 〔15〕《亚佐夫海边报》亚佐夫海,即亚速海。 〔16〕“文明戏”中国早期话剧的别称。 〔17〕《旷野里的城市》一译《荒漠中的城》,长篇小说,绥拉菲摩维支作于一九○九年。 〔18〕范易嘉瞿秋白的笔名之一。 〔19〕孚尔玛诺夫(.A.[ HmNFTJ,1891—1926)通译富曼诺夫,苏联作家。内战期间曾任师政治委员。著有《红色陆战队》、《恰巴耶夫》、《叛乱》等。 〔20〕司各德(W.Scott,1771—1832)英国作家。他广泛采用历史题材进行创作,对欧洲历史小说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作品有《艾凡赫》、《十字军英雄记》等。 〔21〕莱德指英国通俗小说家玛因·里德(MayneReid,1818—1883)。倍恩,当指法国科学幻想小说家凡尔纳(J.Verne,1828—1905)。陀尔,指英国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A.ConanDoyle,1859—1930)。二十世纪初期,他们的作品在俄国青年中都流传很广。 〔22〕吉纳史马通译基涅什玛。富曼诺夫于一九○九年入基涅什玛实科中学,后因抗议教师的蛮横无理被勒令停学。 〔23〕社会革命党的极左派社会革命党,俄国小资产阶级党派,一九○二年成立,一九一七年夏分裂,同年十二月组成“左”派独立政党。最大限度派,俄国的最高纲领主义派,是一些脱离了社会革命党的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恐怖政治集团,一九○四年成立,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一九二○年自行解散。 〔24〕孚龙兹(M.B.[H FfI,1885—1925)通译伏龙芝,苏联建国初期的政治活动家,红军统帅。曾任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 〔25〕查葩耶夫(K.c.jNHNIJ,1887—1919)通译恰巴耶夫,苏联内战时期的红军指挥员,在作战中牺牲。长篇小说《恰巴耶夫》是据他的事迹写成的。 〔26〕古班通译库班,指库班河地区。 〔27〕红旗勋章一九一八年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一九二四年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制定的一种军功勋章。 〔28〕《叛乱》鲁迅在《〈铁流〉编校后记》中说及的《现代文艺丛书》编印计划,原曾列有此书,注明成文英译,后来或未译成。改题《克服》的中译本系瞿然译,一九三○年十一月上海心弦书社出版。 〔29〕德文:“D.富曼诺夫:《红色的英雄们》,A.斐檀斯译,一九二八年柏林青年国际出版社出版。” 〔30〕《赤色陆战队》鲁迅的译文《革命的英雄们》,系据德译《红色的英雄们》重译。富曼诺夫的原作题为《红色陆战队》。 〔31〕“roteDessert”俄语作HTYNIXNFY,意为“陆战队”,并非诨号。 〔32〕唆罗诃夫(M.A.ITUTnTJ)通译萧洛霍夫,苏联作家。 著有《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 〔33〕顿州指顿河地区。 〔34〕哥萨克原为突厥语,意思是“自由人”。十五六世纪时,俄罗斯一部分农奴和城市贫民因不堪封建压迫,流亡至南部草原和顿河流域,自称哥萨克;沙皇时代,多被用作兵士。 〔35〕贺非即赵广湘(1908—1934),河北武清人,翻译工作者。他译的《静静的顿河》第一卷,于一九三一年十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鲁迅曾为之校订、译“作者小传”并写“后记”(“后记”现收入《集外集拾遗》)。 〔36〕《新俄新作家三十人集》即《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 〔37〕班菲洛夫([.c.QNFoFHTJ,1896—1960)通译潘菲洛夫,苏联作家。著有《磨刀石农庄》、《亲娘般的伏尔加河》等。《勃鲁斯基》,即《磨刀石农庄》(俄语勃鲁斯基意即磨刀石),林淡秋曾译有第一部,名《布罗斯基》,一九三二年上海正午书局出版。 〔38〕伊连珂夫(B.M.cUJPF]TJ)一译伊利英科夫,苏联作家。著有《主动轴》、《太阳的城市》等。《世界革命的文学》,莫斯科发行的期刊。 〔39〕全俄无产作家同盟应为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一九二五年成立,至一九三二年解散。 〔40〕库兹巴斯库兹涅茨克煤矿区的简称,在西伯利亚西部托姆河流域。巴库,在格鲁吉亚,位于里海西岸。斯太林格拉特,即斯大林格勒,原名察里津,现又改称伏尔加格勒。 〔41〕《文学月报》“左联”机关刊物之一,一九三二年六月创刊。初由姚蓬子编辑,第一卷第三期起由周起应编辑。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查禁。 〔42〕周起应即周扬。他译的这篇小说题作《焦炭,人们和火砖》,载《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日)。稷林是小说中的砖石工人。 《苦蓬》译者附记〔1〕 作者BorisPilniak曾经到过中国,上海的文学家们还曾开筵招待他,知道的人想来至今还不少,可以无须多说了。在这里要画几笔蛇足的:第一,是他虽然在革命的漩涡中长大,却并不是无产作家,是以“同路人”的地位而得到很利害的攻击者之一,看《文艺政策》就可见,连日本人中间,也很有非难他的。第二,是这篇系十年前之作,正值所谓“战时共产时代”,革命初起,情形很混沌,自然便不免有看不分明之处,这样的文人,那时也还多——他们以“革命为自然对于文明的反抗,村落对于都会的反抗,惟在俄罗斯的平野和森林深处,过着千年前的生活的农民,乃是革命的成就者”。 然而他的技术,却非常卓拔的。如这一篇,用考古学,传说,村落生活,农民谈话,加以他所喜欢运用的Erotic〔2〕的故事,编成革命现象的一段,而就在这一段中,活画出在扰乱和流血的不安的空气里,怎样在复归于本能生活,但也有新的生命的跃动来。惟在我自己,于一点却颇觉有些不满,即是在叙述和议论上,常常令人觉得冷评气息,——这或许也是他所以得到非难的一个原因罢。 这一篇,是从他的短篇集《他们的生活的一年》里重译出来的,原是日本平冈雅英的译本,东京新潮社〔3〕出版的《海外文学新选》的三十六编。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日,译讫,记。 ※※※ 〔1〕本篇连同《苦蓬》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二月十日《东方杂志》半月刊第二十七卷第三号。后未印入《一天的工作》单行本。 〔2〕Erotic英语:色情的。 〔3〕新潮社一九○四年日本佐藤义亮创办。曾大量翻译介绍西洋文学,发行《新潮》杂志和出版《新潮文学全集》及《新潮文库》等丛书。 《肥料》译者附记〔1〕 这一篇的作者,是现在很辉煌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在中国也绍介过不止一两次,可以无须多说了。但译者所信为最可靠的,是曹靖华先生译出的几篇,收在短篇小说集《烟袋》里,并附作者传略,爱看这一位作家的作品的读者,可以自去参看的。 上面所译的,是描写十多年前,俄边小村子里的革命,而中途失败了的故事,内容和技术,都很精湛,是译者所见这作者的十多篇小说中,信为最好的一篇。可惜译文颇难自信,因为这是从《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三本中富士辰马的译文重译的,而原译者已先有一段附记道: “用了真的农民的方言来写的绥甫林娜的作品,实在是难解,听说虽在俄国,倘不是精通地方的风俗和土话的人,也是不能看的。因此已有特别的字典,专为了要看绥甫林娜的作品而设。但译者的手头,没有这样的字典。……总是想不明白的处所,便求教于精通农民事情的一个鞑靼的妇人。绥甫林娜也正是出于鞑靼系的。到得求教的时候,却愈加知道这一篇之难解了。……倘到坦波夫或什么地方的乡下去,在农民中间生活三四年,或者可以得到完全的译本罢。” 但译文中的农民的土话,却都又改成了日本乡村的土话,在普通的字典上,全部没有的,也未有特别的字典。于是也只得求教于懂得那些土话的M君,全篇不下三十处,并注于此,以表谢忱云。 又,文中所谓“教友”〔2〕,是基督教的一派,而反对战争,故当时很受帝制政府压迫,但到革命时候,也终于显出本相来了。倘不记住这一点,对于本文就常有难以明白之处的。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二日,洛文记于西湖之避暑吟诗堂。 ※※※ 〔1〕本篇连同《肥料》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北斗》月刊第一卷第二号。译者署名隋洛文。印入《一天的工作》单行本相关的“后记”,字句上与本篇有颇多改动。 〔2〕“教友”即教友派或公谊会,基督教的一派。十七世纪中叶英国人福克斯(G.Fox,1624—1691)所创立。他们宣扬和平主义,反对一切战争和暴力。在俄国曾受沙皇压制,十月革命后成为革命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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