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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三十五、支

文章作者:现代文学 上传时间:2019-08-22

八届十一中全会,把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用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在组织上也作了重大调整。毛泽东接着考虑的是:怎样采取果断有力的行动,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形成席卷全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一切在他看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经过“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献策,毛泽东批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口号,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提出来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

  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毛泽东这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高唱“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这不仅因为毛泽东认为他们年轻、受旧思想影响少、朝气蓬勃、有一股不可阻挡的闯劲,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本来,派不派工作组,充其量不过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自从成为“路线”——这“路线”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而且还是“反动”的,一下子便把刘、邓的“错误”升级了。

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

  “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

  ※        ※         ※

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

  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

  对刘、邓发起总攻击的号令,是在1966年10月1日通过林彪之口发出的。

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

  自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成了“红海洋”。每一次接见,毛泽东穿着一身军装,只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动巨手”,没有发表讲话。他已被封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一开口便成了“最高指示”。所以,他在公开场合,只由紧紧站在他的身边的那位弱不经风的“副统帅”林彪,用尖利的嗓音发表一次次的讲话。林彪的讲话,在那时成为全国人民的“学习文件”。

话说1966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联的紧急通知》。

  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大会,照例由林彪发表主旨演说。

1966年11月3日,是毛泽东第6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日子。

  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往常,林彪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只是事先让秘书“拉条子”———写提纲,准备材料,他喜欢随口而说,甚至把提纲撂在一边。可是,在如此庄重盛大的场合,林彪只能“照本宣科”,按照“秀才”们为他拟好的讲稿照念。

此前,河南省南阳地区的红卫兵代表团1000多人,分乘几十辆插满红旗的大卡车,一路笑声一路歌,奔赴许昌火车站,在那里上了火车,向着北京飞驰,到了丰台火车站又换乘大卡车,不久便欢天喜地地进入了首都北京。当他们路过长安大街首次望见巍峨的天安门城楼时,东方天际已经呈现出了一抹红霞。煤炭科学研究院招待所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的这一批客人,这些出身于农村和小城镇的红卫兵小将们,感到了无比的荣幸和温暖。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

  这一回,林彪的讲话稿,是由陈伯达和张春桥一起捉刀的。

11月3日一大早,河南省代表团的红卫兵们拿着分发的面包和水果,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天安门广场出发了。他们一到东长安街事先划定的位置上,就被广场上人的海洋、旗的海洋、歌的海洋感染了,大家无比兴奋地放开喉咙,唱起了那最熟悉的旋律——东方红,太阳升!

  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

  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林彪发表讲话时,他站在毛泽东的右边,而毛泽东的左边站着刘少奇。据云,这是周恩来煞费苦心排定的位置。因为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而十月一日是国庆节,怎能把刘少奇挤到不醒目的地位?可是,把刘少奇安排在毛泽东身边,势必会引起“中央文革”的激烈反对。周恩来把宋庆龄、董必武安排在刘少奇旁边,宋庆龄、董必武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么一来,“中央文革”挑不出毛病,毛泽东、林彪也同意了。

下午1时许,高音喇叭里突然传来了一个女播音员那清脆激越的声音:

  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

  林彪所念的讲话稿,激烈地攻击着站在毛泽东另一侧的刘少奇。林彪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毛主席来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

  “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显然也就是“刘少奇路线”的代名词。

天安门广场上立刻响起了一阵阵此起彼伏的欢呼声:

  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作法的。”①(①访

  为了提出这么个新的代名词,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煞费苦心。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自从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江青便作了“注释”。她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一个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

林彪代表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

  采取什么办法来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呢?八月十六日晚,中共中央决定要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出席这次大会准备一套绿军装。这将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同一个月前畅游长江一样,这个举动富有鼓动人心的象征意义。

  关锋又对江青的话,作了“发挥”:“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就是毛主席的司令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是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的司令部。”不言而喻,关锋所说的“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指的便是刘少奇、邓小平。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一天比一天深入。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

  八月十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第六天,百万群众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次大会的群众规模和热烈场面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毛泽东一早就来到广场。当天的新华社通讯报道:

  姚文元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了一张题为《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提到了路线问题:

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时刻终于到了,河南代表团的红卫兵们有幸作为第一纵队,欢呼着由东向西挺进,来到金水桥边,仰视着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只见他老人家身着绿军装,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微笑着向广场上的人们挥手致意。林彪站在他的身边,手举《毛主席语录》,来回舞动着。周恩来站在毛泽东的另一边,满面笑容。江青在城楼上不停地走动,她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又从那一端走到这一端,显得非常兴奋。刘少奇则面无表情地站在后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间。

  “今天清晨五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

  “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炮打,毛泽东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里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反动路线。”

看着亲切而又慈祥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人们不由得停下了脚步,谁也不想再往前走了,跳着,欢呼着,泪水不由自主地往下流淌。突然,毛泽东将右手一挥,高喊了一声:“人民万岁!”老人家的呼声,像一道召集令,前边已经走过去的队伍又折转了回来,后边的队伍也拥了上去。

  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

  不过,姚文元的大字报,并未说得非常明确。

“人民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

  随着反工作组的斗争逐步深入,一次又一次提到了“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

领袖的声音和百万红卫兵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这一首震撼人心的交响乐,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久久地回响着,回想着……

  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

  “两条路线斗争”也由“秀才”们提出来了。“两条路线”中的一条,早已见诸于报刊,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么,与之对立的叫什么路线呢?

11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参加会见有林彪和周恩来。黎笋在谈话中说,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所给予的巨大援助。毛泽东重申,中国将继续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

  按照“对偶”的原则,陈伯达拟出了“新名词”,即“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

11月9日,是毛泽东第7次接见红卫兵的前一天,不少人对周恩来安排的场面有些担心,叶剑英也提出了安全问题。他说,要给毛泽东搞一套防弹服穿上。汪东兴表示反对。叶剑英还是坚持弄来了一套防弹服。汪东兴只好把它送到毛泽东的住地游泳池,他说:

  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

  在为林彪起草国庆讲话稿时,陈伯达把一“新名词”写入了讲话稿,毛泽东、林彪在讲话稿上画了个圈,表示讲话稿可用。

“主席,我受叶剑英的委托,给你送这个防弹服。”

  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

  陶铸看了讲话稿,觉得“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用词太凶,容易把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人等同于“反革命”,扩大打击面,向毛泽东建议加一个“对”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毛泽东同意了。

毛泽东摆摆手,意思是赶快拿走。他说:

  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

  经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念了这个“新名词”之后,当天晚上,当毛泽东和他的“司令部”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敞篷车去看焰火时,张春桥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在语法上不通,念起来也拗口。”毛泽东答道:“以后就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如果说你们怕群众,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人民群众不会搞我的,坏人想搞我也搞不了。”

  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

  据关锋对笔者说,是他提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他是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把那句“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加以演绎,理所当然被毛泽东所采用。

11月1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7次接见红卫兵。他站在检阅台上对一些负责人说:

  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

  据王力回忆,周恩来当时不在场,不知道。周恩来曾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向毛泽东提出异议。王力回忆说: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几万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大会上异常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新华社的报道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①(①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总理是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他找了主席。事后他对我说,他是向主席这样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提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

尔后,毛泽东在广场上近距离地检阅了百万红卫兵。检阅开始了,这位73岁的老人,站在敞篷汽车上,面对着红卫兵小将们,紧紧地抓着麦克风,喊道:

  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提出下一步的行动号召。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周恩来接着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北京大学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也在大会上先后讲话,表示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大会结束后,浩浩荡荡的百万人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城楼前,接受检阅。

  主席用英语作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Line(反动路线)好。

11月12日,刘少奇出席了首都群众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他和一些朋友交谈的时候,还开了个玩笑,他说:

  毛泽东在整整六个多小时内,一直坚持在场。当检阅游行队伍时,他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②(②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总理知道这是主席的主张,就说:“我懂了。”

“将来我当个孙中山总可以了吧?”

  新华社对这天大会的报道,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对参加大会的中央领导人,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次序,把刘少奇列在第八位。这在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没有宣布。这件事自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

  总理又找了关锋,关锋向他解释了半小时。总理说关锋同他主要讲了民主革命时期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于路线的提法应当不同。

有人马上将这话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哼”了一声说:

  “八一八”大会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的“破四旧”活动。

  总理以后就照着主席的口径讲了,实际上总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总理把主席、关锋驳掉是不可能的。

“我们这些人哪个能比上孙中山先生呢?他的功劳要比现在一些共产党人大得多。他是一个千秋永在的伟大人物。有些人呢,连根草都不如。”

  这些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充满热情,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当的“革命行动”。但他们政治上很幼稚,处于狂热状态,政策和法律观念十分淡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他们中间迅速泛滥起来,做出许多荒唐的举动。有些人更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为所欲为,造成骇人恶果。从二十日起,在“破四旧”的旗号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相当普遍地发生强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的人员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强行遣送回乡。

  经过“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献策,毛泽东批准,“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根据毛泽东十月一日晚的意见,改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口号,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提出来了。

永利棋牌游戏,这一段时间,刘少奇还多次对人说:

  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动,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人民日报》不久发表的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中,一开始就提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①(①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显然是想提醒人们注意这个问题。但从总体来说,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

  在林彪讲话的第三天———十月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了。这篇社论由王力、关锋执笔,“中央文革”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审稿,陈伯达定稿,标题是陈伯达亲自拟的。据王力回忆,社论初稿中用的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此,社论推迟到十月三日晚上才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十月四日见报。这篇社论向全国发出了新的动员令:“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不参加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决不过问了,怎么还会出现那么多问题呀?”

  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八月二十日,他在林彪转送的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解放军报总编室编)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①(①毛泽东对解放军报总编室《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第109号的批语,手稿,1966年8月20日。)二十一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而在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对西安等地红卫兵提出要罢一些官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21日。)经他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二十一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二十二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这样,红卫兵越出学校、走向社会“破四旧”的烈火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越烧越旺。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王光美也曾经对人说:

  毛泽东本来就期待能掀起一场群众性的大风暴,猛烈冲击一下他认为的旧思想和旧秩序,以便开辟一个“反修防修”的新天地。眼前发生的局面,使他感到兴奋。八月二十八日,他同刚去负责《人民日报》工作的唐平铸、胡痴谈话,把自己的心情说得很明白:“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里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那时,社会上又出现一个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北京的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外地学生也有不少到北京来。毛泽东认为,新出现的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因此加以支持。对前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对后一点,他说:“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谈到许多地方的干部遭到红卫兵围攻时,他说:“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退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次谈话中把“文化大革命”原来设想的时间又延长了,说:“文化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①(①毛泽东同唐平铸、胡痴谈话记录,1966年8月28日。)

  社论刚刚发表,十月六日,以蒯大富为“司令”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便召集十万人,举行“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本来,派不派工作组,充其量不过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自从成为“路线”———这“路线”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而且还是“反动”的,一下子便把刘、邓的“错误”升级了。

“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检查还是很满意的,是经过了主席批准和审查的,少奇一天到晚辛辛苦苦,一心一意地想把工作干好,却犯了错误。毛主席那时经常不管事情,中央的大事都需要少奇来决定。”

  随着运动的发展,各种矛盾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武斗现象十分普遍,这是毛泽东不赞成的。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林彪一听毛泽东这样说,立刻紧接着说:“全部形势很好,就是要去掉一个打人。不打人,就什么都好了。”那时红卫兵正在到处揪斗原由各中央机关派去的工作组。被揪斗的工作组成员,通常都要戴高帽,挂牌子,遭到“喷气式”的残酷斗争。毛泽东说:“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人不好。工作队长也不是个个都坏。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解放大多数。”在学生中这时出现了造反派同支持工作组的所谓“保皇派”的尖锐对立。毛泽东说:“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去了。你们要去传,我也保过六天皇,保的只是张承先,后来不保了。”

永利国际棋牌游戏官网,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声在全中国响起,刘、邓面临着被彻底打倒的危机。

王光美还对一些工作人员说:

  但是,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基本态度,仍是继续主张“放”,而不是“收”。当李富春在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对中央八个口的文化革命运动规定了十条意见时,毛泽东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他还说:“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①(①《八月二十九日常委扩大会纪要》,1966年8月29日。)

“就算我们过去有错误,现在也轮不到这样来对待我们呀。这样对待我们,还不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

  “来一个放任自流”,“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这显示出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已下了何等大的决心。他认为,这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最终都可以得到控制。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一旦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社会上原有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便会在种种漂亮口号掩盖下来一个集中的大爆发,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会乘此活跃起来,为所欲为,就像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那样失去控制。它所造成的恶果远远超出毛泽东原来的预料,反映出他那些想法多么严重地脱离了实际。

11月13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要求来京人员迅速回原单位工作、学习、参加文化大革命。陈毅在讲话中说:

  红卫兵运动的烈焰越烧越猛,冲击到许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二十九日晚,北京大学经济系一群红卫兵闯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家中,肆意进行查抄。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以钊荒耄不才,在公领导之余,受到本国青少年之督责搜检,此惟罪有应得,亦且情所甘愿。盖此中伏有大革命成功之美好前景,大多数人享受幸福,区区一小撮人沾着屈辱,又算得了什么也。”信中又要求“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当天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①(①毛泽东对章士钊来信的批语,手稿,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并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还写了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要对他们实行保护,努力减轻因红卫兵的无知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一些人仍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今天,陈老总在体育场给你们泼冷水。泼冷水有什么不好,有时热过了头,泼冷水擦一擦有好处。”

  八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已形成全国性“大串连”的浪潮。北京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到八月二十八日,外地来京学生已达十四万人。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于参加“大串连”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他们的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大串连”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从八月底开始,毛泽东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接见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九月中旬,当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时,毛泽东身体不适。他在十三日晚给林彪、周恩来、陶铸写了一封信说:

“我1927年参军,当解放军39年了,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在斗争中,我不赞成逐步升级。不是口号提得越高越好。”“作为路线斗争,要有限制,有多大错误,做多大估计,不要一味扩大。”

  “卧病三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

“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

  四)或后天(十五)上午十时或下午五时在天安门开七

“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变成了谬误。”

  十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

“学习毛主席着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要当圣经念。”

  请你主持,我不去了。”②(②毛泽东给林彪、周恩

“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还要抓人家斗。对这件事我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来、陶铸的信,手稿,1966年9月13日。)

11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讨论在上海发生的“安亭事件”问题。

  十五日下午,病后初愈的毛泽东还是赶到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各地的上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到这年十一月下旬止,毛泽东共八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连的红卫兵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尽管毛泽东多次要求降低对他个人颂扬的调子,并且在七月间就对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①(①毛泽东在陶铸送审的新华社电讯稿上的批语,手稿,1966年7月25日。)而在事实上,个人崇拜的浪潮正在迅速泛滥,达到狂热程度。八月三十一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大量毛泽东的著作、语录、画像、像章等遍布城乡各个角落。赞颂毛泽东的歌曲,包括“毛主席语录”歌,流行大江南北。

原来在11月6日,以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为首的上海11个工厂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在首都红卫兵驻上海联络站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大约有10余万工人参加了大会。此后,上海市委对“工总司”不予承认。“工总司”认为这是上海市委故意“压制革命造反”。于是,王洪文等人在10月10日凌晨率领2000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车站后被铁路局下令停下。这天下午,请愿工人们在被困的卸货场上卧轨拦车,致使沪宁交通中断了近31个小时。这就是着名的上海“安亭事件”。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从北京开始的那种对党政机关的猛烈冲击迅速扩展到全国。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被围攻,被“炮打”。相当多数的党政负责人因遭到红卫兵的责难和攻击被迫一再检讨,而始终无法“过关”,有的被野蛮揪斗以至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工作。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无序状态。全国局势日趋混乱。

安亭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要向“工总司”妥协让步,同时做好解劝工作;又派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前往上海处理这件事。

  到国庆节前后,离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已经一个多月,“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却不像毛泽东预期的那样顺利。由于红卫兵的冲击已不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来揭发、批评和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改正错误,也不是实事求是地分清敌我和辨明是非,而是“无限上纲”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中,不仅原来那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况仍普遍存在,而且对这种冲击和混乱局势的怀疑和不满更加强烈。在党团员和基层干部群众中,信任并支持各级领导干部的仍占绝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的到处“造反”、“横扫”和“炮打”不能不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抵制。怎样把“文化大革命”继续有力地推进下去,便成为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中心问题。

张春桥到上海后,在文化广场同工人代表们进行了座谈,他了解了工人们的要求和上海工人们在一个布店里“借”了一批红布做造反队袖章的情况,马上表态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是中央所希望的;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可以存在下去。最后,张春桥还在“工总司”的要求上签了字。就这样,“安亭事件”顺利解决了。

  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不惜付出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并没有从来自各方面的抵制中冷静地反思一下自己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采用的方法是否恰当;相反,更加坚决地认为必须以极大力量排除阻力。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刘、邓两人实际上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们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却依然存在,成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

张春桥的这一举动,立刻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张春桥回到北京后,在14日下午的会议上,向毛泽东汇报了处理安亭事件的情况。陶铸说:

  这年的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隆重集会和游行。毛泽东出席了庆祝活动。林彪在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烟火时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交谈。他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他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①(①毛泽东同希尔谈话记录,1966年10月1日。)

“怎么可以先斩后奏?”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论。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务,写道:

毛泽东听张春桥说上海工人在一个布店里“借”了一批红布做造反队袖章,他已经被感染了,笑着说: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是官逼民反嘛!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

毛泽东又指示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

1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针对红卫兵串联由徒步发展到乘车乘船的情况,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到北京和到各地串联。

  线的产物。”

11月22日,周恩来、李富春就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稿,向毛泽东进行汇报。毛泽东提出了3点意见,他说: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

“1、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2、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3、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12月份发出。”

  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

11月24日,中共中央复电中共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报告,电文中写道:

  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

“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

11月25日至26日,毛泽东第8次接见红卫兵。斯特朗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毛泽东一连两天接见200多万红卫兵的宏大场面。

  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毛泽东乘着敞篷车检阅了红卫兵队伍。汪东兴坐在司机旁边,杨成武和谢富治站在毛泽东身后两侧。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如果继

斯特朗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着狂热的红卫兵们向毛泽东、林彪挥舞红色《毛主席语录》。她一边看一边数着把受伤者运走的救护车,当数到第18辆时,她说:

  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

晚上,斯特朗再次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她见到了毛泽东,请毛泽东在她的《毛主席语录》本上签名,还关心地问毛泽东说:

  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

“你一定很累了吧?”

  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

说罢,他又很快地消失在人群之中。

  地进行斗批改呢?”

综前所述,毛泽东已先后于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接见了全国各地免费来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代表,一共有1300多万之众。据项观琪(曾在1966年9月15日接受毛泽东接见——笔者注)在《戚本禹:毛主席谈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一文中记载: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戚本禹趁毛泽东暂时在休息室休息的机会,向毛泽东进言,说主席一天站这么长时间,身体受不了,劝主席停止接见红卫兵。毛泽东说: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

“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儿,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我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

毛泽东说完,熄掉手中的烟,站起来说,看孩子们去。

  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②(②《红旗》杂

还必须说明的是,在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的过程中,从第3次到最后一次,一直都是周恩来亲自动员、组织、安排的,他还几次动员北京市民家家户户接待外地进京的革命小将,为此倾注了很大的精力。

  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且说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2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庆祝大会。与会者把大会堂挤了个水泄不通,歌声此起彼伏。人群中挥舞着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像一片红色的海洋。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领导人,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了主席台。

  这篇社论中第一次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并且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很复杂的”。这就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到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地位,并且要扩大到地方和许多单位去。这一来,对运动中出现的任何过激和不法行为都不能加以约束,否则就是“压制群众”,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个混乱局面就更难收拾了。

江青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军装,脚上是黑色布鞋。她那白皙的脸上泛着红晕,乌黑的眼睛戴着一副近视镜,满头青丝闪着亮光,完全不像一个50多岁的妇女。

  这篇社论的起草人之一王力,后来这样回忆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背景和过程: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讲话中,首先赞扬了文艺革命所取得的辉煌成功,他还说:

  “(那时)主席天天看红卫兵小报,江青又不断送材

“在坚持文艺革命的方针,同反动派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贡献的。”

  料给他,他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

“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坚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30年代到60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九六六年八月到九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污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力,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

“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掌握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斗争中逐步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包括那些受蒙蔽的人,帮助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武斗只能触及皮肤,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性、坚定性和彻底性。主席的这个认识要在国庆节的林

江青说她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她说:

  彪讲话和《红旗》社论中表达出来。林彪讲话主要起草

“我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主席是那样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那样相信群众,是那样爱护群众,我觉得自己学习很不够。”“我就叫做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跟和追,不是经常能够合拍的,是时而追上时而落后于形势。因此,我有什么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批评我,写信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凡是我错的,我都改。凡是我对的,那我当然要坚持。”

  人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他们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

11月29日,陈毅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线’的提法。主席原来已同意定稿,后来陶铸提出‘反

“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现在的斗争,我非常担心,每个部队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就批,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一讲黑帮,所有的干部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以前我们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主

196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通知说,全国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到北京和到各地串联。

  席同意了,(林彪)在天安门上也讲了。当天晚上在

12月5日,北京“联动”喊出了“打倒三司”、“油炸江青”等口号。

  (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车看烟火时,张春桥

12月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工交企业如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当着刘少奇的面说:

  向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从语法上讲不

“你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决不仅仅是什么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来始终没有好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问题。工交战线上长期以来就是在受你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影响,整个问题要大得多,错误也严重得多。你不检讨,叫谁来检讨?”

  通’,建议还要改回来。主席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规定中写道:

  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红旗》社论就

“8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联,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联。”“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联。”

  按照主席的提法改了。有些‘语录’把‘彻底批判资产

12月12日下午,北京市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举行“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吴德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阶级反动路线’作为毛主席这一天发表的指示,是有根

“首先,我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今天,大家怀着万分愤怒的心情声讨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新市委完全支持这个有重大意义的革命大会,完全支持革命左派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火的英雄行为。我们决心同大家站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把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据的。毛主席在定这个口径时,总理不在他身边,不

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一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党的败类,国家的败类,人民的败类。他们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篡军、篡政,实行反革命政变,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这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把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知道。”①(①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7月29日。)

12月15日,在林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指示中写道:

  社论发表后,中央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发言的中心内容是:说刘、邓的影响还很大,又攻击周恩来是“和稀泥”、“折衷主义”。会后,他们把记录送给了毛泽东。

“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

  十月五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根据林彪的意见,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中央在转发的批示中,又把这项规定适用的范围扩大了,写道:“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既然要“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那就对群众运动没有任何约束和限制了。

“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余时间,进行串联。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联。”

  几天后,中共中央从十月九日起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出席。这次会议,是毛泽东提议召开的。他在周恩来关于会期的请示报告上批道:“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①(①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7日。)事实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连续开了二十天,到二十八日才结束。

12月15日,在1966年9月间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北京首次喊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

  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遭受红卫兵猛烈冲击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大多思想不通,忧心忡忡。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会议“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12月18日,张春桥在中南海约见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蒯大富,他说:

  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向会议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他着重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他说:“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十六条,纠正了前一个阶段的错误路线,即资产阶级的路线。但是,错误的路线,还可以用另外一些形式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的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我们有些同志,是少数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做官当老爷,甚至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记得一干二净。毛主席多年来批评的‘官、暮、骄、娇’,他们全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之后,还用各种形式,在许多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作了这样的归纳:“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①(①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16日。)他所说的“一小撮”,到各地和各部门便成了一大片。这个讲话,经毛泽东批准后印发。

“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作检讨,对派工作组等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他们的发言稿都先送给毛泽东看过,毛泽东表示欢迎。对刘少奇的发言稿,他写道:“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②(②毛泽东对刘少奇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9月14日。)对邓小平的发言稿,他写道:“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①(①毛泽东对邓小平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22日。)

于是,“首都红卫兵第3司令部”便到处张贴大字报,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二十四日晚,毛泽东听取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时作了不少插话,力图对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做点“政治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顾虑,推动他们以积极态度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去。这是毛泽东召开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目的所在。他说:“这次会议是我提议要召集的。时间这么短,是否讲得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有料到聂元梓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全国大串连,搞成这么大的事。”当东北负责人谈到他们向群众检查自己犯严重错误仍不能得到通过时,毛泽东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他又向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说:“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他又讲到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康生插话说:八大报告中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毛泽东说:“报告我们都看了的,大会通过的,不能单要他们两人负责。”最后,他叮嘱与会人员:“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去要把精神振作起来,没有哪个想打倒你!”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6年10月24日。)

几乎是与此同时,江青找到在清华大学的刘涛和她的弟弟刘允真姐弟俩,为了让他们揭发刘少奇,就叫着他们的小名问道:

  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实际上是对这次会议总结。他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回顾历史,讲一线、二线问题。他说:

“涛涛,丁丁,你们知道你们的生母是谁吗?”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

原来,刘涛和弟弟刘允真是刘少奇和他的第3任妻子王前所生,他们是刘少奇的第4、第5个孩子。江青说明了原委,叫他们去见生母王前。果然,刘涛和弟弟去见到了自己的生母王前。

  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此后,刘涛就写出了长篇大字报揭发刘少奇,其中说到刘少奇在和王前结婚时“瞒了10岁”,还说他“截留党费,买了金鞋拔、金带子”。这张女儿揭发父亲的大字报,一时震动了清华大学,震动了北京,震动了全国。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

后来,刘少奇就此事解释说:

  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

“我虽然结过5次婚,但每次都是正大光明地正式结婚的。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另外,我也根本没有对王前隐瞒年龄。把党费留下来买金带子是根据党的规定做的。当时,党有一个规定,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必须在身边保留某种值钱的东西,以便在突发事件出现后,贿赂敌人。金带子已被王前拿去了。金鞋拔则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至于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说法,那是随便地把片言只语拼凑起来的东西,牵强附会,根本不符合原意。”

  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

12月21日,毛泽东会见了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的扬力。他在和扬力的谈话中说: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

“一大群人挂着马列主义的招牌,现在成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中国也是这样。有一群人,我们看到了,他们是国内的修正主义。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要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作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

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做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成。我们就高兴。他们只赞成我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进来了,有老党员,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80%是1948年以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在工厂要组织红卫兵,在农村也要组织红卫兵,看看谁胜谁负。胜负还未定哩!”

  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

12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上说:

  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

“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

毛泽东所说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大字报,是指刘建勋于8月19日在郑州大学宣读的致郑州大学全体革命师生员工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明确地表明了他支持郑州大学党言川等学生少数派的革命行动的态度。

  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12月26日,中国第1颗地对地中程导弹发射试验,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73周岁生日。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

是日晚,毛泽东把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约到中南海游泳池谈话。他说:

  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

  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

“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联,大串联使全国革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

  说的。”

“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同走资派同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最近时期出现的新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冲破了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学生起了变化,发展壮大了,提高了。革命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同工农相结合。还有一个特点,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和工人的结合也不行,没有机关干部也不行。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毛泽东讲的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问题。他的态度比较温和,说: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与众人共进晚餐,按照惯例是4菜一汤,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唯一破例的是每人面前又上了一小碗面条。毛泽东见饭菜上齐了,就举起酒杯,对大家说:

  “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

“祝全国的全面的阶级斗争取得胜利!”

  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

这才是:帷幄运筹,壮怀激烈,易水悲歌岂能比?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

为党为民,藐视敌手,豪气干云似旧时。

  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

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布了《关于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决定从部队抽调大批干部,到大中学校进行军训工作,计划用半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大中学校学生实行军训。毛泽东说:

  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

“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性、纪律性。”

  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社论的基本精神来自于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的谈话内容。社论中写道:

  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

“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

1月初,北京市公安部门抓捕了“联动”组织的头头贺鹏飞、刘涛、李明清、李黎风等人。

  验吧。”

原来,以这些高干子弟为首的“联动”组织,在1966年底提出了“毛泽东老人家让位”的口号,并且在12月份至1967年1月初,肆无忌惮地6冲公安部。还有北航的“八一纵队”、“霹雳兵团”、“梅花”、“四野”等几个组织也写出了“四问、四致中央文革”的传单和大字报。另外,在“联动”的指使下,“四野”于1966年12月16日,广播了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传单:“一论向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

1月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首都各大报刊登了姚文元撰写的题目为《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元旦前后写出后,姚文元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反复审读这篇文章时,作了部分修改,并加写了一段重要的文字。

  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

姚文元在文章中有一段文字,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他写道:

  “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

“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

毛泽东在文章中加写了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当前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会有反复,会有起伏,会出现各种假象,会遇到反动势力的反扑和软化,要准备再打若干个回合。”

  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

据曹轶欧回忆说:“我亲自听康生对我说过:‘江青这个人太骄傲,但是毛主席对她很信任,是想培养她的。毛主席有意识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树立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威信。文化大革命的每次关键时刻,都让姚文元发表一篇经他修改的署名文章。这可不是一般的文章,是代表党中央声音的东西。这就是让他们在全党范围造成影响。你别小看了这些人呀。’”

  通。”

欲知毛泽东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言是否准确,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

作者东方直心 联系方式 :13937776295,QQ:2425751303

  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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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

  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

  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

  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

  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

  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

  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

  验,还要总结。”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

  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

  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

  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林彪在同一天的会上也讲了话。他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他在这篇讲话中提出:“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①(①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这种“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全盘肯定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似乎一切都可以脱离党的领导而由群众说了算,为他不久前提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和正在社会上恶性泛滥的无政府主义进一步提供了理论依据。林彪这个讲话,经毛泽东的批准后下发。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军委、总政《规定》的下发,林彪、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给已经闹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运动又添了一把火,火烧得更旺了。

  毛泽东这时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一再说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在“十六条”中也明白地写上了这一点;但是,既然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得“天下大乱”,就必须放手支持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而对红卫兵行动中那些过火以至不法行为不加限制,便无法做到正确地对待广大干部。

  事实上,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对各级党政机关的冲击,除原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旗号外,又打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冲击面更大了,冲击的势头更猛了,而且不受任何约束。对党政机关打砸抢的行为,负责干部遭受侮辱打骂和被随意绑架的事件,到处发生。造反派的队伍迅速扩大,形形色色对社会现状存在这样那样不满的人纷纷加入到造反行列中来,种种不合理的破坏性要求也纷纷提出来。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各地党政机关已无法正常工作,连毛泽东要求他们举行的四级干部会议也根本无法召开。这自然使各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更加抱着抵触态度,反过来又使毛泽东对这些干部更为不满。

  进入一九六六年最后两个月,另一个重要问题又被突出地提了出来。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是否仍应着重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还是要进一步扩展到更加广阔的工农业领域中去。

  这是一个关系整个国民经济能否正常运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必需品能否得到基本保障、国家建设事业能否继续发展的全局性大问题。

  随着“文化大革命”迅猛发展,影响所及,不仅在学校和机关里,不少工矿企业、农村社队、商业部门和科研院所已纷纷建立群众组织,相互串连,起来“造反”,把矛头对准本单位、本地区、本系统的党政领导。中央工作会议前,周恩来在九月八日曾主持制定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两个文件,向毛泽东建议在政治局讨论一次,确定政策。毛泽东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①(①毛泽东对周恩来请示信的批语,手稿,1966年9月14日。)这两个文件在九月十四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

  前一个《通知》中指出:“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市场、收购等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职工和科研设计人员,应当迅速返回原工作岗位,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干预他们的部署,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工作的进行。如对该单位有意见,可送大字报去。”

  后一个《规定》中要求:“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秋购,‘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

  周恩来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到自己心中的忧虑:“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工作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①(①《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43页。)

  可是,就在这年十一月十日,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一个人们事前没有想到的、改变了整个局势发展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十一月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一些工厂的群众组织,串连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工矿企业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没有给予承认,并对群众进行教育,被王洪文等指责为“压制革命造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迫害”。十日凌晨,王洪文率领两千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强行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站后被铁路局下令停车。当天中午,王洪文煽动工人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近三十一个小时,使上海站三十六趟列车无法发出,严重影响了铁路交通运输秩序。他们并要求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他们的北上控告是革命行动,这次事件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等。

  由于参与事件的已不是学校的红卫兵,而是工厂的工人。这就提出一个大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要扩展到工业交通领域中去,产业工人能不能像红卫兵一样也搞“革命造反”,进行“革命串连”,以至“停产闹革命”?

  “安亭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最初没有管。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原来确定的原则,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向“工总司”妥协让步,同时做好受蒙蔽、被裹胁工人的劝解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被派前往上海处理这个事件。张春桥到上海后,不顾中央确定的原则,也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擅自发表支持“工总司”的言论,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是中央所希望的;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可以存在下去。①(①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同工人代表座谈纪要,1966年11月13日。)他还在“工总司”的要求上签了字。张春桥的这个行动立刻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他还要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为什么毛泽东这时会改变主意,支持张春桥的做法?一方面,他一直认为中国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内,也严重地存在于工矿企业中。他在陈正人信上的批语就是明证。他觉得,此时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有助于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把“文化大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向前进。另一方面,学校红卫兵运动经过几个月的发展,已暴露出很多毛泽东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消极方面,学生红卫兵内部也明显发生分化,已出现走向低落的朕兆。这使他感到忧虑,需要借助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队伍,推动这场“革命造反”运动继续发展。

  尽管如此,在一些基本观点上,他同林彪、江青等仍有区别。他不是不要生产,更不是要搞乱生产,而是主张首先抓好“革命”,来推动和促进生产的发展,认为抓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生产就会上去。正如他对“十六条”修改的那句话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①(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的修改,手稿,1966年7月21日。)在“十六条”中,正是根据他的意见,加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他还在陈伯达的一个讲话稿上批道:“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②(②毛泽东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24日。)他始终深信,抓了“文化大革命”,不但不会妨碍生产,相反还可以促进生产。但是,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文化大革命”进入工矿企业的结果,根本没有像他所想像的那样对生产起推动和促进作用,只是造成大规模的混乱,对生产产生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在北京召开部分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主管工业的负责人会议(通常称为工交座谈会),讨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稿。与会者不赞成其中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内容,起草了一个修改稿,明确写上“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并且增加了以下内容: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陈伯达看到这个修改稿后大为不满,在二十一日把谷牧、余秋里找去,讥讽地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①(①《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6、27、46页。)

  余秋里、谷牧向周恩来、陶铸、李富春等作了汇报。二十二日,周恩来、李富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讲了几点意见:“(一)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二)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三)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十二月份发出。”②(②《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6、27、46页。)毛泽东虽已决心在工矿企业也要开展“文化大革命”,但仍想把它限制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一旦让“文化大革命”进人工矿企业,就决不是用“业余时间”所能限制得住。跨出了这一步,工矿企业的生产秩序就稳定不住了。

  第二天,谷牧把工交座谈会期间修改的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汇报提纲》批印上报。但一场他没有料到的轩然大波发生了。据谷牧回忆:

  “万万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个稿子在十二月四日林

  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后,遭到了林彪、

  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的激烈批判。

  他们说,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

  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

  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张春桥指着我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

  情绪。’在十二月六日的会议上,陈伯达气势汹汹的站

  起来,指责《汇报提纲》没有同他商量,发这个提纲是

  ‘突然袭击’。当我正在考虑对这一无理指责如何回答

  时,周总理马上严肃地对着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

  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的,来不及征求意见。’

  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林彪也发了言,他说:‘这次运

  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当权

  了这么多年,光讲光荣,成绩伟大,不许人家讲缺点,

  非蜕化变质不可。这一回,硬是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

  下!’”①(①《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1月版,第27、28页。)

  林彪过去从来不过问经济工作,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也很少出面主持政治局会议,这次表现得如此积极,的确很不寻常。他同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在三个半天的会议上配合得如此默契,也不是偶然的。除了他们自身正要在乱中夺权的图谋以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都看出:在“安亭事件”后,毛泽东决心把“文化大革命”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中去,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把它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必需的重要步骤。这确实是毛泽东正在思考和酝酿着的新的重大部署。

  就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不久,毛泽东派人告诉林彪:稿子已经有了。他所说的“稿子”就是指陈伯达等重新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通常称为“工业十条”。十二月九日,中央碰头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文件,并下发到县、团级和工厂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讨论。文件中虽然仍写道:“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但同时又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等等。①(①《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1966年12月9日。)这一来,所谓在“八小时工作以外”的“业余时间”闹革命,只能是一句空话。

  十二月十五日,在林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②(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966年12月15日。)

  谁都可以感觉得到,一场“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浪潮很快就要在全国范围内以席卷之势掀起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一位波兰来访者谈话,论述了他对整个局势发展的新判断。他强调中国面对的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一场大斗争,是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前途命运的全局性的大事,现在需要从学校、机关进一步扩展到广大城乡,形成整个的阶级斗争。他说:

  “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

  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

  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会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

  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作起,再到工厂、农

  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

  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

  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

  成,我们就高兴。他们只赞成我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

  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

  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进来了,有老党员,

  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八年以后

  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投机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

  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在工厂要组织红卫兵,在农

  村也要组织红卫兵,看看谁胜谁负。胜负还未定哩!”①

  (①毛泽东同波兰客人杨力谈话记录,1966年12月21日。)

  毛泽东心目中,面对的是那样一场“胜负还未定”的严峻的“整个阶级斗争”,弄得不好“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在他看来,那是比什么都更重要而紧迫的问题。这样,他就越来越觉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同他的思想距离太大了,依靠原有的体制,根本无法实现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意图和部署,而光靠十月中央工作会议那样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看来已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就怕红卫兵”,于是就决心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把运动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局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遇到的几乎都是以往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毛泽东经常说的两句话是“不一定”和“还要看”。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7月29日。)他下这样的决心,是经历了一个反复思考的过程才定下来的。不幸的是,这种决心是建立在对客观形势作出错误估计的基础上的。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这天晚上,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除毛泽东外,参加的有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没有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李富春。吃饭按他的惯例,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饭前,毛泽东讲了很长的一篇话,就像是举行了一次会议。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十分重要,但没有留下正式记录。据参加这次晚宴的王力说,毛泽东讲话中给他印象很深的话是: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

  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

  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

  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

  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

  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

  量”。

  “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

  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联成

  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

  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

  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

  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

  “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

  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和走资派同

  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

  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

  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

  的继续。”

  “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

  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

  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

  样。”①(①《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10月版,第693—696页。)

  对各地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中相当大的一个多数,毛泽东已经明显地失去耐心,认为他们利用领导者的身份,玩弄两面派的手法,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努力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旧框框,提倡无条件服从,挑动群众斗群众,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同他们商量,已不再能妥善地解决问题。不排除这个障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不能进行到底。他认为,最近已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主力是工人。一切企图阻挡这股历史潮流的人都要被冲走。

  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一场更大的“全面阶级斗争”的风暴即将来临。可是,这样的重大决断,只是由他个人来决定和宣布。中国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一九六七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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