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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国际棋牌游戏官网晚年孔子——“国老”的

文章作者:现代文学 上传时间:2019-08-25

  孔子归鲁不久,杏坛的面貌便又焕然一新了,不仅除去了荒草,清扫了污垢,砌上了花坛,坛里栽满了各色鲜花异草,而且听讲的人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整个杏坛被围得水泄不通,连孔宅门外、墙头上、墙外,周围的树上都是听讲的人们,犹如赶庙会看山戏一般。这已经是孔子集中讲学的第三个时期了,这期间,孔子又收了一批弟子,如曾参、子张、子夏等,都是极有才干,极有造就的,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曾参,鲁国南武城人,字子舆,是孔子早期弟子曾点的长子。他虽是在孔子遍访诸侯各国十四处归鲁后才拜师入门墙,其实,早在十四年前,他的父亲就已经常带他来听夫子讲学了。他曾穷居卫国,絮衣破烂,面色浮肿。因为常干粗活,手脚都生出老茧。往往是三天不煮饭,十年不添制新衣服。他注重自身的修养,曾倡导“吾日三省吾身”。他以孝道出名,相传著有《孝经》和《大学》。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便是曾参一手教导成长起来的,子思又传孟子,可见他是儒家学派的主要传道者之一,所以被后人尊称为曾子。
  曾参少年丧母,继母是个母老虎式的刁妇,对曾参十分苛刻,百般虐待,致使曾参夏无单,冬无棉,在辛酸与泪水中成长。因不堪继母的折磨,小小年纪的曾参便逃到卫国去靠卖苦力为生。但他天性纯孝,归国后,对他上了年岁的继母却以德报怨,万分地恭顺与孝道。齐国曾闻他的贤名,用厚礼相聘,欲封为上卿,但为了不使年迈的继母凄苦冷清,无依无靠,便坚决辞退不肯就职,后来有朋友责怪他失坐良机,他解释说:“自古养儿为防老,如今父亲过世,母亲年迈,参何敢远离呢?况且食人之禄,忧人之事,故我不忍离母远去,受人役使。”所以,一直没有出仕做官。
  春天的一日,曾参到野外去采来鲜嫩的藜藿,这是他继母春天最愿吃的一种野菜,相传吃了能去火却寒,健脾强胃。第二天一早,曾参要出门办事,临走之前嘱咐妻子中午要做上等的藜藿奉侍母亲。说来也巧,曾参出门不久,妻子的小腹便痛疼难忍,额上的汗珠大如黄豆,在床上翻滚不已。这一切,她的婆婆是亲眼目睹的。儿媳由于病疼的折磨,午饭的藜藿竟没有煮熟。所谓不熟,不过是欠一把火而已,并非无法下咽。谁料,这一下竟惹下了塌天大祸,傍晚曾参回来后,继母竟大诉其苦,胡说什么儿媳趁丈夫不在家,有意与她为难,只怕存心不良,而且还边诉边哭,涕泪交流。
  曾参是以孝闻名于遐迩的,这样以来,岂不坏了他的名声!将来有何脸面见先父于地下?一怒之下,便写下了休书,欲将妻子休掉。
  妻子要辩解,要申明原委,曾参不让张口。曾参之妻也并非等闲之辈,她要去找孔子评理,要听听这位圣人的意见。不提找孔子评理倒还罢了,提起找孔子评理,不禁使曾参想起了一件十四年前的往事,浑身冒出了涔涔冷汗。
  曾参家是一户不太富裕的自耕农,父亲曾点一边跟孔子上学读书,一边种着几亩园圃,生产的菜蔬既供自己食用,也到集市上去卖些钱币,以资灯油炭火的开销。一天,曾参父亲正在执锄耘瓜,瓜地里的草很盛,高过了瓜秧。七岁的曾参见父亲独自一人在耘瓜苗,躬身弯腰,通身汗流,很是过意不去,便不声不响地拿了一把小锄,来到父亲身后,也锄起草来。七岁的孩童,哪里会务庄稼,越是卖力,闯祸越大,不大一会儿,竟锄断了许多瓜秧,他全不觉。曾点直腰擦汗,回身见曾参正在辛勤地劳作,不觉暗暗地心疼,待走过去欲劝他休息玩耍时,不觉火冒三丈,茁壮的瓜秧竟让他锄断了不少,禁不住斥道:“这是异种瓜秧,瓜种是从吴国觅来的,如今被你连根斩断,如何开花结瓜?”
  曾参答道:“可以把根接牢了,培以基肥,何愁不能结瓜呢?”
  曾点大怒道:“将你的头斩下来,还可以接起来继续生长吗?做错了事情,尚敢出言顶撞,这还了得!”说着,手握锄柄,没头没脑地向曾参打来。
  人在暴怒时,手下哪有准数,不想一柄下去,竟将曾参打昏在地,长时不醒人事。曾点害怕了,扑上去,摇呀,晃呀,哭呀,叫呀,半天才将曾参摇晃苏醒过来。曾参醒过来之后,微笑着对父亲说:“往日儿有过失,父亲用力扑责。但今日参罪该杖责,父亲竟手下无力,莫非年高力衰了不成?”
  曾参说罢,退入卧室,弹琴唱歌,以此告诉父亲,自己的身体并未受伤。
  不久,孔子便得知了这一消息,曾批评说:“七岁顽童,不懂农事,耘断瓜秧,系情理中之事,点何以要如此暴怒杖责呢?禽兽尚知慈爱雏幼,点身为人子,岂不知乎?参既受杖致昏仆地,生命并非儿戏,为何要鼓琴作歌,表示身体安康呢?昔者虞舜有顽父瞽瞍,舜尽孝道于瞽瞍,瞽瞍溺爱次子象,误听象之诈言,欲使舜临险地,舜并未远避他方,受小棰则忍受,受大杖则逃走,故瞽瞍不曾犯不父之罪名,舜亦不失为孝子。如今参委身以待暴怒,昏死而不逃避,倘若真为尔父杖死,岂不陷尔父于不义吗?是为最大之不孝!
  ……”
  曾参知道,去找孔子评理,夫子是不会答应他出妻的,而且要严厉地批评他,所以他执意不肯。
  邻人纷纷来劝解说:“藜藿小事,并未犯七出之条,为何竟要休妻呢?”
  曾参回答说:“藜藿确系小事,不在七出之例。小事尚且违逆我旨,何况大事呢?如此不孝不从之妻,留她何用?”
  曾参不听邻人劝诫,还是将妻子休了。在那妻子为丈夫所私有的封建社会里,其妻欲反抗,欲挣扎,自然是徒劳的。
  曾参的继母也未出面讲情。
  看来曾参是个虚荣心很强,看问题偏颇而又固执己见的人。为出妻一事,孔子曾批评他说:“结发夫妻,情深意厚,为一藜藿小事而休之,人伦何在?禽兽尚知恩爱,吾弟子难道不知?妻子藜蒸不熟,可以教诲,人非神仙,熟能无过?有过则休之,仁义安在?”
  经夫子的一番批评教训,曾参很是后悔,然而水已泼出,木已成舟,饭已做熟,无法挽回。
  曾参出妻之后,终身不再续弦。他的儿子元劝其续娶,他向儿子说道:“高宗因有了后妻而杀孝巳,尹吉甫因为有了后妻而放逐伯奇,我上不及高宗,中不足以比拟尹吉甫,一旦娶了后妻,又岂能保不为非呢?”曾参没有谈及自己,他虽没有被杀、被放逐,但吃的苦头何尝少呢?娶了后妻,前窝子女算是掉进冰窟窿里去了!曾参总算是没有脱了疮疤忘了疼,这也许能弥补一点他出妻的过失。
  在季氏那宽大空旷的议事厅里,季康子正在眯目品茶,冉求陪坐一边。他颇似其祖父季平子,喜欢静静地想心思。半晌,他对冉求说:“冉将军,我欲出兵伐颛臾,你看如何?”
  自从哀公十一年冉求率部却齐之后,便一直被尊为将军,但仍做季氏家臣。冉求闻听,先是一怔,然后彬彬有礼地问道:“颛臾乃鲁之附庸,一向俯首帖耳,言听计从,为何要出兵征伐呢?”
  季康子呷了一口茶,抿了抿厚嘴唇,将双眼睁得稍大一些说:“颛臾地处东蒙山下,邻近多山,为剧盗啸聚之所,出没无常;费邑富家,时遭盗劫,不得安枕,将谋远避。为保民安全起见,不得不伐颛臾,以绝盗踪。”
  冉求听季康子说得似乎有理,不再提出异议,只是为难地说:“仓廪空虚,军费不足,如何敢兴师动众呢?……”
  季康子的双眼又眯成了一条线,脸上弥漫着阴云,拖腔拉调地说:“冉将军,您身为季府总管,难道还需肥给你想办法吗?你就不会改丘赋为田赋,以充仓廪吗?”季康子又将改革的精神叙说了一遍,让冉求去具体实施。
  季康子像他的父亲、祖父一样,只要拖长腔调说话,便是在责备,在下命令,便是勿需置疑,无相商的余地。冉求两为季氏家臣,这点常识还会不知道吗?于是唯唯应命,开始作那讨伐顺臾的筹备工作。第一步自然是解决“仓廪空虚,军费不足”的问题。冉求不愧是孔门弟子中最多才与艺的一个,经过一段煞费苦心的思索,拟订出一分改丘赋为田赋的计划交季康子审批。季康子阅后大加赞赏,称颂不已。
  鲁国一直实行的是丘赋(实行每一个丘出一定数量的军赋)之法。“丘”是一个行政单位,“方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每一丘根据其田地和财产,每年出马一匹,牛三头。现将田地与财产分开,各为一赋,所以叫作“田赋”。改成“田赋”之后,每一丘每年要出马二匹,牛六头。其实质就是农民将增加一倍的负担,季氏将增加一倍的收入。
  听了季康子的赞誉,冉求沾沾自喜。因为自己又为季氏立了一功。但令冉求难堪的是,季康子命他将伐颛臾和改田赋的事一并去与孔子商议,因为孔子是国老,有了他的支持,实行起来就会容易得多。
  冉求来到杏坛,拜见了夫子,说明了来意。孔子说:“求啊,此乃你之过失!当初先王封颛臾于东蒙山下,使主旅祭,且在鲁疆之内,乃社稷之臣,何用征伐呢?”
  冉求颇为委屈地说:“此乃季氏一人的主意,求并未与谋。”
  孔子叹息说:“鲁之邦域已被三家瓜分,季孙氏取其二,孟孙氏与叔孙氏各取其一,只颛臾为附庸,尚算公臣,季氏又欲霸为己有,不嫌过分吗?求啊,你乃季氏两代家臣,肥且倚你作心腹,你又有大功于季氏。安有不与谋之理?昔周任云:‘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乃古之良史。这两句话是说,人臣在位,应尽力陈辞进谏;谏而不听,应去其位。臂如瞎子用人引路,跌倒不相扶,蹈险不引避,引路者何用呢?又如虎逃出栏外,珠玉坏于匣中,岂不是看管人之过失吗?”
  冉求说:“颛臾城固,且近季氏费邑,如今不取,必为子孙后患!”
  “求已不打自招矣,伐颛臾原为私室,怎说你未与谋呢?”
  冉求低垂了头。孔子继续说:“丘闻有国有家者,不患民少,只患不均;不患贫困,只患不安。因为均则不会贫乏,和则不会民少,安则不会灭亡。远方之人不服,宜修义德,远人自来。如今你相季氏,远人不服,不能招来;疆域分崩离析,不能保全,却谋动干戈。吾恐季氏之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矣!”
  谈到田赋问题,孔子说:“丘非富家儿、理财家出身,不懂田赋。”
  冉求说:“夫子前为鲁司空,别五土之性,使全国无荒废之田地,如何说不是理财家呢?如今身为国老,国家政事,待夫子一言而定,何故不发一言呢?”
  冉求恳求再三,孔子只是不答,弄得那冉求留也不是,走也不好,处境十分尴尬,只是恭立一旁,动也不动。孔子徐徐地说道:“君子施行政事,需合礼法,然后颁行。苟有施与必求厚,行事无偏倚,取赋但求薄,鲁国旧有丘赋之法足矣。若然不合礼法而妄行,贪得财利而无厌,那么,虽分田财各为一赋,百姓无法负担,取者尚嫌不足,这便如何?季氏欲行合法的政令,周公之典法尚存,何必问丘?若欲逞私意妄行加赋,何必来访问我呢?求啊,你专为季氏聚敛私财,公室田地,半数已归季氏,欲壑难填,何时是个尽头呢?”
  冉求此番拜访夫子,不仅没讨得一言半语的支持,反而遭到一顿训斥,灰溜溜地离去了。
  孔子讲的一番话,对冉求的一番训示,在道理上也许是对的,但在实际上却是行不通的。季氏掌权执国,专横数代,一意孤行,哪里是冉求所能左右!冉求,家臣而已,孔子对冉求的要求是有些苛刻了。眼下的冉求,颇似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师命难违,季氏的话更不敢不听,常言道,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呀!冉求回到季康子身边,自然不能将夫子的意见,夫子的话和盘托出,他必须委婉地周旋,以维护夫子的情面,以维持夫子与季康子之间的关系。难啊,冉求!……
  即使孔子当着季康子的面引经据典地侃侃而谈,怕也无济于事,所以季氏还是遵照自己的意愿,为所欲为。
  第二年春天,风和日丽的一个早晨,孔子出城访问一位老友,磋商编纂“六艺”过程中所能遇到的诸多问题,公良孺驾车,后边还跟着颜回、子夏、商瞿等三、五个弟子。
  按时令已到清明,城外该是千山喷绿,万树滴翠,百花争妍的时节,原野里的越冬小麦亦该郁郁葱葱了。然而,此时的旷野却像一个懒婆娘,刚刚睡醒,正在揉着惺松的眼睛。车子来到一座村庄,残垣断壁,整个村庄和人们的面容,仿佛都罩上了一层灰蒙蒙的雾,面目不清,颜色暗淡。突然,村里的主事边敲铜锣边高声喊着从村头走来:“众位乡亲听着,宰府总管冉将军有令,从今尔后,改丘赋为田赋。今年每家需再交粮五斗,钱三百,两丁抽一,攻打颛臾。违令者严惩不贷!”
  他的身后,跟着一群如狼似虎般的士卒。
  村里的破庙前张贴着一张浆迹未干的告示,一群衣衫褴缕的老少正在围观,一个青年和几个面如土色的老汉正愁眉苦脸地蹲在地上叹气。
  “青黄不接之时,何处去凑这五斗谷子啊!”一个长者长吁短叹地说。
  “倘若咱村再抽丁,往后有谁下地干活呀!”一个中年人说。
  “这岂不是将人往死路上逼吗?”那个青年用拳敲着土墙说。
  “唉,说这些有何用处呀!”长者说。
  看了这场景,目睹这诸多面孔,听了这许多议论,孔子的心很觉沉重,仿佛有无数的刺芒在戳他的背,在刺他的心。这些可怜的、衣食不得温饱的农民似乎都在以敌视的目光注视着他,在责备他的过失,他不敢抬头看这些怀有敌意的脸。这样的心境是无法访友,更无法探讨知识和学问的,于是他命驾车的公良孺调转车头,返回府去。同行的弟子,有的理解夫子的心境,有的则感到惊诧。
  马车在坎坷的、弥漫着烟尘的土路上颠簸前进,孔子在车上正襟危坐,目不斜视,他的面前浮现着车轮碾过各种各样的路:
  狭窄的、宽阔的、弯曲的、平直的……
  杂土的、泥泞的、石子的、龟裂的……
  春天铺满嫩草的路,夏天的林荫路,秋天落叶的路,冬天白雪皑皑的路……
  浮现着各式各样惨不忍睹的镜头:
  在齐国,鼎烹有功大臣的惨象……
  在宋国,无辜的百姓被驱赶着为司马桓魋营造石椁墓穴的可怜景象……
  在卫国,蓬头垢面,赤裸着灰黑的脚的石头躺在无人照看的蒿草中,身上盖着一张破席片的令人伤心的情景……
  在鲁国,在季氏的刑讯室内,一只被砍断的鲜血淋漓的左手……
  待孔子师徒回到杏坛,冉求已恭候在那里多时了。冉求见孔子走下车来,忙上前施礼,孔子摆摆手制止,冉求还是大礼参拜了。他发现了夫子脸上阴沉的乌云,这是他从未见过的,不知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倍加小心翼翼。
  孔子冷冷地说:“冉求,你好久不曾来杏坛听讲了。”
  冉求恭敬地说:“政务太忙,实在是不得脱身!”
  “定然很忙,”孔子带着极少有的挖苦口吻说,“你不忙,季氏何以能钱财日增,仓满廪盈呢?”
  冉求小心地说:“弟子不明白夫子的意思。”
  孔子的脸色陡然一变:“君子之过,犹如日月之蚀,人皆得而见之;他若改正了,人皆仰望之。”
  “夫子,为人家臣,求有何法?……”冉求摊出两手,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吾非你的夫子!……”孔子拂袖,愤怒地转过身去。
  “夫子!……”众弟子上前规劝着。
  “冉求不再是孔丘的弟子!丘之弟子需助善为贤,不得助纣为虐!小子可鸣鼓而攻之!”
  冉求垂手立正,泪水在眼圈里转悠,使劲地低垂着头。
  同学们默默地望着夫子愤怒的神色,望望痛苦的冉求,相互望望,谁也不说一句话,整个杏坛,死一般的沉寂,也不知过了多久,孔子猛然转过身来,心情沉重地说:“二三子听着,从今尔后,丘决定不问政事,更不出仕,专心讲学,删诗正乐,赞易定礼。冉求可将此意转告季氏,今后不准再来烦扰!……”
  孔子说着也低垂了头,独自步回书房,他的眼眶里也转动着晶莹的泪花……
  孔子从教凡四十余年,弟子三千,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从未向弟子们宣过恶言,今天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他的心中比冉求更痛苦。
  同学们劝慰了冉求一番,冉求没有说话,默默地离去了。
  冉求回到季氏府,回到自己的卧室,一头栽倒到床上,失声痛哭起来。他使劲用衣襟堵住自己的嘴,不让哭声传出屋外。冉求为何要如此悲伤呢?是委屈吗?是忏悔吗?还是在痛恨夫子呢?大约都有一点。然而事后静下心来想想,夫子的一腔怒火并非是在向自己发泄,而是在向季氏发泄,是在向这个“礼崩乐坏”的世道发泄。而这一腔怒火又来自对季氏“聚敛”政策的疾恶如仇,来自他那“施取其厚”、“敛从其薄”的政治主张,来自他那颗爱民的善良之心。冉求承认,这些年来自己与夫子的政治主张和处世态度的分歧是愈来愈大了,但从总的讲,从道理上讲,夫子是正确的。他更感戴夫子的教诲、培育之恩,自己所以能有今日,全赖夫子的栽培。因此,虽然有了这场风波,冉求在心灵深处却依旧尊敬和热爱夫子,只是怕惹夫子生气,才不得不采取暂时回避的政策。他依旧抓紧时间去听夫子讲学,只是不到自己原来的座位上,而是微服站在门外或者墙外。他依旧是每天向夫子请安,问安,只是不到夫子面前,而是在默默地祈祷,祝夫子健康长寿。这一切,孔子自然不会知道。
  事过之后,孔子很后悔,很痛心。他意识到,自己对冉求的要求太苛刻了,委屈了他。季氏世代贪婪成性,岂是冉求的好心劝谏所能改变的!十四年前,自己为什么要离开祖国而出走呢?齐国王卿施计,盛饰女乐,鲁国君相迷色,不理朝政,自己曾详陈事理,正言谲谏过,也曾委婉讽谏过,最后弃官降谏,结果怎么样呢?可使鲁定公与季桓子接受了一点,悔改了一分吗?自此以后,栖栖遑遑十四年,见过了多少君侯卿相,有哪一个肯纳人之谏,改恶从善呢?既然连自己也做不到的事,为什么要强求冉求做到呢?这是多么的不公平与不合理呀!……想到这里,孔子深感内疚与不安,自己真是老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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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门弟子:冉求的当仁不让

  周游列国后回到鲁国的孔子,享受着国老的待遇,也就是起着参与议政的作用。不是决策者,也不是政策与决定的执行者,但是却可以对于国家的重大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受到当权者的咨询。待遇当是不低于走时的六万俸禄,或许还会高于这个数目,虽然没有具体职务,政治待遇却要高于一般的大夫。如果寻找“顾问”的源头,恐怕最终要落到孔子的头上。

冉求,鲁国人,比孔子小29岁,以擅长政事列于孔门“十哲”。 有一次,孔子让几个弟子谈志向。子路说他可以治理“千乘之国”。冉求低调一点,说只想治理一个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地方,治理三年能让老百姓过上富足的日子;不过礼乐教化方面,自己还不行,得依靠贤德君子。夫子认可冉求有这样的才能,曾对人说,“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冉求可以去当总管。还说,以冉求的才艺,从政是绰绰有余。 夫子对冉求政事才能的赞赏,从他回答子路关于“成人”的一段话中,尤其昭然可见: “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夫子这里举了四个人,前三位都是鲁国的前贤,他们分别有超出常人的智慧、道德和勇敢,只有冉求是当时活着的后辈;把他和三位前贤并列,可见夫子对冉求的“艺”是何等抬举。夫子说,有这四个人卓异的优点,再加上礼乐的修养陶冶,就称得上是“成人”了。 尽管对冉求的才能如此肯定和赞赏,但夫子却又认为,冉求只是“具臣”而已――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 与季氏同族的季子然问孔子,仲由和冉求是否称得上是大臣?夫子说,所谓大臣,就是要用道义事奉君主,行不通就辞职不干;如今的仲由和冉求,可以说是具臣吧。很显然,在夫子看来,“以道事君”是杆标尺,达不到它的,哪怕再有才能也称不上大臣。这里且不论子路,单说冉求,他有哪些表现,让夫子觉得他没做到“以道事君”呢?从《论语》记录来看,有如下几件: 一件是,季氏(指季康子,以下同此)祭泰山,孔子知道后,责问时为季氏宰的冉求:“你难道不能阻止么?”冉求说“不能”。夫子很生气。当时只有周天子和诸侯才有祭大山的资格,季氏作为卿大夫去祭泰山,分明就是“僭礼”;而身为季氏宰的冉求不加劝阻,这在夫子看来,也是有违礼制和道义的失职行为。

  晚年孔子在鲁国政坛上的地位与作用,在他刚回到鲁国不久,便因为季氏的田赋改革而得到了具体的验证。

再一件是,季氏准备攻伐邻近小国颛臾,冉求和子路去告知夫子,夫子听说后便责备冉求,认为他作为季氏宰难辞其咎。冉求分辩说,他和子路本来也不赞成这件事,可颛臾近邻季氏封邑,为防后患而攻取它似乎也有其道理。夫子听后更生气,指责冉求为贪得无厌找借口,又说了一通“谋动干戈于邦内”将招致祸害的道理。后来,季氏放弃了攻颛臾的图谋,这可能跟冉求转达了孔子的反对意见不无关系。 还有一件是,季氏“用田赋”,冉求也没有劝谏、阻止。《论语》中有一则:“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很可能指的就是这件事。冉求说,我不是不喜欢夫子的道义,可是我的力量不够。夫子说,力量不够的,是半途而废,而你现在却是止步不前(意指冉求根本没有对季氏进行劝谏)。对季氏“用田赋”,孔子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按先王之制,“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即有战事时才征收赋税,无战事则免征;而“用田赋”实行常年征收,这不仅是违制,而且还会增加民众的负担。所以,孔子对冉求未尽劝阻之责很不满。然而,据《左传》记述,季氏在推行“田赋”之前,曾委派冉求征询夫子的意见,孔子答以“丘不识也”,求询三次都是这样;季氏心里很不痛快,www.lishixinzhi.com让冉求传话给孔子:您是国老,期待您的高见好办事,为何不明白地说个话呢?孔子还是没搭理。但他在私底下对冉求说,君子要按礼制行事,事情应做得适当,赋敛须尽量微薄,若是贪婪无厌,就是推行田赋,也会觉得不够的。还说,季氏既要恣意行事,为何还来问我呢?……孔子的这番话,冉求传给季氏,但季氏听不进去。没过多久,鲁国便实施了“田赋”制,时为鲁哀公十二年,即公元前483年。 《论语》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此事很可能就发生在推行“田赋”之后。孔子或认定,冉求作为季氏宰,这也等于是他在帮助季氏聚敛增财,因此怒而宣称,冉求不是自己的门徒,还叫弟子们擂起鼓来,一起攻击他。古代战场上开战先要击鼓,不过夫子这里说的“鸣鼓而攻之”,并不是要抡起拳头或棍棒,对冉求进行“触及皮肉”的教训。王充的《论衡》对此有解释:“攻者,责也,责让之也。”可见,“鸣鼓而攻之”,就是击鼓造声势,对冉求进行严厉斥责,这是文斗,有点像后来那种“现场批判会”。不知当时孔门的“小子”们,是否真的遵从师命,对年近半百的冉求“鸣鼓而攻之”――若有的话,想必会很好看――可惜《论语》又没有记录。不过,夫子没有因为说了“非吾徒也”,而真的开除冉求的名籍,这一点倒是可以肯定。不然的话,冉求怎么可能还列名于孔门“十哲”呢? 《论语》有一则记述,孔子曾将冉求和子路作对比:“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这是说冉求生性退缩,因此要推他向前;子路胆子有两个人大,所以得拽他一下。倘若是这样的话,那么,冉求数次未对季氏进言劝谏,似乎跟他胆怯退缩的性格有关系了。然而,在《左传》中,却呈现出一个与此迥异的冉求―― 鲁哀公十一年春,齐国进犯鲁国,季氏问冉求怎么办,冉求说,你们三位(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中的两位率军抵御,一位留守在朝。结果叔孙氏和孟孙氏都不肯率兵出战。冉求于是又对季氏说,那就只能由您亲自率师,背城一战了;还说,叔孙、孟孙两家不愿出战也很自然,因为执政大权都在季氏手里,季氏既然身负国政,齐人攻打鲁国而不能作战,便是您的耻辱,这就不配跟诸侯并列了。听冉求这么一说,季氏觉得只能如此。于是,冉求受命率领左师,与齐军激战于郊外,在冉求的指挥下,鲁军作战勇猛,齐军仓皇溃逃,冉求再三请求追击,季氏想见好就收,没有允许。……事后,孔子听说冉求用长矛攻破齐军,也表示了赞赏。 从《左传》的记述来看,冉求显然不是那种怯懦退缩的人,在鲁国面临危难的时刻,他敢于对顶头上司季氏直言无忌,甚至说出有“冒犯”意味的话(如“齐人伐鲁而不能战,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诸侯矣。”)。而一旦身临战场,英勇善战不逊于子路,也没有临阵退缩的表现。如此看来,按照孔子所谓“道”的期望,冉求或有所不足;但在事关国家安危,身当“执干戈以卫社稷”时,他是不畏怯,不退缩,敢进言,敢担当的――这时候,他是一个“当仁不让”的勇者。 作者:伊人

  《左传》鲁哀公十一年记载了这个事件:“季孙欲用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这次季康子所实行的田赋改革,即由原来的丘赋改为田赋。那时是“方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出马一匹,牛三头”(《左传·定公十一年》)鲁国与齐国战事频繁,所需各种费用相当巨大,原来的田产与家财一块计算赋税的“丘赋”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在此情况下,季康子决定实行新的“田赋制”,将田产与家财各为一赋,也就是说新的田赋制要比原来的赋税增加一倍,也就是每丘要出两匹马、六头牛。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季康子派家臣、也是孔子的学生的冉有就田赋问题前去咨询,实际上是要孔子表态。这既是检验孔子对于当政者的支持度、顺从度,也是想利用孔子的表态,来减轻因增加百姓负担而带来的压力。但是冉有三次问询,孔子均不作明确回答,只是说“我不了解情况”。冉有见老师分明有着明确的态度,却以“我不了解情况”来搪塞,有些着急,便说:“老师是国老,现在这个事情需要你表态后才实行。为什么老师就是不表态呢?”

  我估计冉有询问的时候,肯定不是一个人在场。只是到了只剩冉有一个人的时候,孔子才私下对冉有说:“君子的行政措施,应该在合于‘礼制’的范围之内,施于民的一定要宽厚,国家的事情的规模要适中,取于民的一定要少(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果按照这个原则,我国原来实行的‘丘赋’也就够用的了。如果不按照礼制去办,而是贪得无厌,即使实行了他季氏的田赋,也会入不敷出。”虽然是私下谈话,可是在关系着鲁国政局的大事上,孔子依然毫不含糊。他接着更加严厉地对冉有说:“你和季孙若要依法办事,那么有周公现成的法典可以遵守。若要任意而行,那又何必来问我的意见呢?”

  对于季氏的田赋问题,《左传》上说的是“贪冒无厌”(贪得无厌的意思),《论语》则称之为“聚敛”(搜刮民财),《孟子》指为“赋粟倍他日”(赋税比以前多了一倍),如此看来,季氏的田赋之变,严重地增加了农民负担这是肯定的。从孔子严厉的回答,也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他的原则性。而“施取其厚”与“敛从其薄”的主张,更是带有着孔子一贯的“仁政”的色彩。这既是他仁心的自然反映,也是他施仁政的一贯主张。尤其是在春秋末期、贵族统治者置民众生计甚至生命于不顾、疯狂扩充各自的地盘与权力的时候,这种“仁”心与施“仁政”的主张,更显得弥足珍贵。他的贫苦出身以及几乎贯穿一生的穷困与蹉跎,更令他的这种民本思想有了深厚的根基。至于他事必以周礼为准则、为解决问题的锁钥,而没有以向前看的姿态找到新的救世办法,这既有他保守守旧并导致一生碰壁的一面,也是时代的局限所致。

  估计冉有的问询当是在鲁哀公十一年的冬天。知道了孔子的态度的季氏,并没有停止自己实行田赋制的脚步,紧接着在鲁哀公十二年的春天,就全面推行了田赋制。气愤的孔子当然拿季氏毫无办法,但他却对于在季氏家中有着相当权力的冉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孟子·离娄上》如实记下了此事:“求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严厉到了不承认冉有是他的学生,并号召他的弟子们可以大张旗鼓地批评冉有。

  孔子对于冉有的严厉态度,当然也是对季氏田赋制以及不尊重孔子意见的强烈不满与批评。季氏当然清楚这些,但是他对于利害的权衡,当然要大于遵老敬贤之心。从这一件事情可以清楚地看出晚年的孔子在鲁国政坛所处的地位:是一块显示当政者尊贤并以此招贤的牌子,又是一位当政者咨询问题的顾问,他的意见可以听也可以不听,这全以当政者的利益为取舍。

  十四年的流亡岁月,并没有改变什么,孔子还是孔子,季氏还是季氏。

  这种状况,很快又被另一件事情证实。

  季氏准备攻打颛臾,还是让冉有和子路——冉有是在孔子离卫之前就已经仕于季氏,而子路则是在孔子返鲁之后仕于季氏,冉有的职务当大于子路,既管财政又管军事——去见孔子征求意见。颛臾是鲁国的附属小国,位置在山东省费县西北八十里处,现在还有颛臾村,离季氏的费邑较近。冉有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可能是学乖了,不是一个人去,而是与子路两个人一起去,而且他也知道老师喜欢子路。去了也不是上来就进入主题,先讲了许多别的家常,才慢慢导入主题。而且不说进攻、不说侵略,只是说“季氏将有事于颛臾”。但是孔子是谁,他早就知道了季氏将要攻打颛臾的事情,也明白两个弟子所来的目的。孔子对于鲁国国政大事是了如指掌的,如有一次冉有下班回来晚了,孔子问他,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冉有说是政务缠身。这时孔子露点幽默地说他:“别露味了,那只是事务罢了,若有政务,虽然不用我了,我还是会知道的。”

  所以,孔子并不绕什么弯子,上来就向冉有表示了不满。孔子直呼着冉有的名字直率地说:“冉求!这难道不应该责备你吗?要知道,这是一种要不得的侵略罪行。颛臾是五百年前周武王分封诸侯时建立的国家,那时在中国东方的边疆,是个还没有开发的民族,由他前去管理,并包括在中国的版图之内,也是周天子所辖天下的一个组成部分。‘何以伐为?’伐是对方有错才去讨伐,现在他不过是衰落了,怎么可以出兵占领呢?”

  冉有来时就胆怯着。听了老师的批评,更有些心里发虚,就解释说:“是季氏要这么干,我和子路本来是不同意的。”这既是实情,也有着某种推卸责任的意思。

  这时孔子引用了周朝曾经分管文化的周任的话“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意思是说能够发挥作用就干,否则就辞职好了。还有一种解释为我国古代的战争哲学,亦即当对方失去了抵抗能力是不能再打的,犹如从前习武的人对于老人、妇女、乞丐、出家人、有病或残疾人不能动手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引用完周任的话,孔子还是向着负着更大责任的冉有开火了:“一个当宰相辅助诸侯的人,就是要济困扶危,就像一个东西要倒了你得伸手去扶持一下。现在颛臾这个小国家正是处在这样需要扶持一下的时候。你们倒好,不仅不扶,还不能阻止季氏前去‘讨伐’,你们这不是失职吗?‘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柜中,是谁之过与?’老虎犀牛从栏里跑了出来,龟壳美玉却在匣子里毁掉了,这是谁的责任呢?”其实孔子的意思很明确,他也是在把老虎犀牛比作战争,比如季氏对于颛臾的攻打,这是要吃人的,而龟玉则在古代象征着财富经济,在战争之下,鲁国的经济不是要受到大的影响吗?你们的那个增加农民负担的“田赋”不就是这种恶果之一吗?谁的责任,还不是因为季氏与你们这些人吗?

  下面就开始了实质性的也是短兵相接式的政略论辨了。

  冉有终于被老师逼出实话:“老师,你不想想,颛臾这个国家紧挨着我们鲁国的边境费城(实际上是紧靠着季氏采邑费),现在不把它拿过来,将来会成为我们鲁国后世子孙的祸患。”听这口气,冉有应当是参与了季氏这次行动的策划的。听了冉有的自白,孔子当然没有客气:“冉求!我告诉你,一个君子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心里明明想要这个东西,却装模作样地说不要,好象要把这个东西丢开了,然后再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把它拿过来。”不等弟子申辩,孔子又阐述起了自己的观点:“我听说,无论是国还是家庭,‘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人少)而患不安’,若是财富平均,便无所谓贫穷;国内和平团结,便不会觉得人少;境内平安了,政权就不会倾危。做到这样了,如果远方的人还不归服,便再修仁义礼乐来招致他们。如果他们来了,就要让他们安居乐业。如今你们两个辅助季氏,远方的人不来归服,你们又不去做合乎仁义礼乐的事情;鲁国这样‘分崩离析’、不团结不稳定了,你们与季氏又不能保全它、恢复它的团结与安定。不仅如此,却要向颛臾使用兵力,我恐怕季家最大的祸患将不在颛臾这个小国家,而是在于他季家的兄弟之间吧,‘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以上《论语·季氏》)后来的发展,果然证实了孔子的论断。

  反对侵略,提倡和平,其中也渗透着“仁”的精神,也是孔子四处碰壁的另一个原因。在这一场论辨中,不仅亮出了孔子的政治观点,也显示出了孔子教育子弟的严肃的态度来。当然也有一种师徒间自由交流的的平等精神。并不是老师教导,弟子喏喏,而是有教导也有交锋,甚至是反复的论辨。有一次子路问怎样才叫“士”,孔子回答说“互相批评又和睦相处,就可以叫做‘士’了”(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论语·子路》)。

  批评归批评,当季康子向他打听他的弟子子路、子贡和冉有从政能力的时候,孔子又将他们各自的优点说得准确而有力,包括他曾号召弟子们“鸣鼓而攻之”的冉有,都是言之中肯、爱护有加。他向季康子介绍说,仲由(子路)果敢决断,端木赐(子贡)通情达理,冉求(冉有)多才多艺,从政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季氏的一个叫季子然的子弟,以为他们季家掌着鲁国的大权,而孔子的弟子子路、冉有等又在他们季家做家臣,便自以为了不得,居高临下般地问孔子:“仲由、冉求是当大臣的料吗?”孔子当然不吃他的这一套,回答得硬气而又有趣:“我以为你要问什么特别的问题呢,竟是问他们俩呀。好吧,我告诉你,真正的大臣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他们有理想有主意,假使他们的理想与主意这个君主听不进看不起行不通,那他们宁可不干也不会委曲求全。要知道他们是为‘道’而来,不是为官、为待遇、为功名富贵而来。像由与求这两个人(子路、冉有),政治、军事、经济,都很能干,又有气节,当然有做大臣的资格了。”季然子还是那副嘴脸,觉得你再有气节,还不是得听主人的,便说:“他们总得绝对服从上级的吧?”孔子更不含糊,一句话就把这个骄傲的季子然噎在那里:“如果这个‘上级’做出了杀父亲杀君主的事,他们绝对不会服从!”

  作为“国老”,鲁哀公与实权派季康子,都是免不了要向孔子问政的。对于他们的问政,已是暮年末尾的孔子,仍然在回答里坚持着自己的追求、闪烁着生命的活力。

  比如,对于鲁哀公怎样才能使老百姓信服与服从的问题,孔子的回答真可谓千古不朽:“把正直有才能的人提拔上来,放在缺德少才的小人之上,百姓就会信服与服从;若是把缺德少才的小人提拔出来,放在正直而又有才能的人之上,百姓就会不信服不服从。”(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

  我们不妨回望一下孔子所处的那个时代。世卿贵族多是世袭而获,可说是尸位素餐,不仅于事无补更多的则是败事有余。而那些有才能有德行的人,则要么如孔子一样四处碰壁、一生潦倒,要么如上面所述的那些隐者,没于草莽之间,人亡政息。果真能如孔子所言,则能乾坤扭转、人存政举。孔子所言,虽然普通,看似简单,实则是整个中国数千年社会为政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是人治社会的最高境界。一提以往,我们就会称之为“黑暗的旧社会”。其黑暗就在于孔子所说的“举枉错诸直”,就是将缺德少才的小人提拔起来放在了正直而又有才的人之上,就是将外行硬加在压在内行之上,瞎指挥、乱指挥。这又是一种恶性的循环,提拔一个小人,这个小人当然要用小人,这样下去,社会也黑暗腐败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了。而这一黑暗状况所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那个没有民主、自由、平等的专制制度。

  还有季康子的几次问政,既显示着孔子的风骨,也显示着孔子的诚挚之心与期待之意。孔子对季康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这样的话,孩子都懂,政就是行正道,要端正,你作为领导人行正道、端正了,下面的谁还敢不走正道不端正呢?有一次季康子苦于鲁国盗贼太多,民怨沸腾,又向孔子请教。孔子没有教给他加强治安、实行联防、集中打治等方法,而是点出了问题的根源,说“假如你不欲望太强烈、贪求钱财太多的话,就是奖励偷盗,也没有人会干。”——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在孔子回答季康子的另一次问政中,孔子还阐述了同样的道理,“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此处的小人是指百姓而言,意思是领导人的作风好比是风,而百姓的作风好比是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那边倒。

  上梁不正下梁歪,孔子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就已经看到并提出了批判。只是他的论断与批判,至今还显得那样新鲜,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孔子在鲁国最后的表达重大政见,是在他七十一岁的时候。

  这一年,齐上卿大夫陈成子(即陈恒、田成子)弑杀齐简公。陈成子的祖先陈完原是陈国贵族,因惧内争之祸逃奔齐桓公,奔齐后曾改姓田,到陈成子已经是第八代了。陈成子在齐国的位置相当于季康子在鲁国,只是陈成子比季康子更会治理国家。《史记·田完世家》曾引用民歌说“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意即连采芑菜的老婆子都心向着田成子(亦即陈成子)。看来陈成子还是很得齐国人心的,他的后人后来成为齐国国王,并让齐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但是对于“忠君尊王”的孔子来说,下弑上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必须主持正义,进行讨伐。于是他郑重地沐浴一番之后,才去见鲁哀公,并请求出兵讨伐陈成子。无权的鲁哀公无能为力,只好让孔子去问三桓——季孙、孟孙、叔孙。七十一岁的孔子又去挨门分别报告“三桓”,边走还边自言自语着:“因为我忝居大夫之位,遇到这样的大事,敢不来报告吗?可是国君却说你去告诉三桓……”三桓尤其是季孙氏,与齐国的陈成子属于一样的利益集团,他们怎么会同意孔子的讨伐主张呢。

  遭到拒绝这是肯定的。

  这种拒绝不仅是孔子在鲁国政治生命的完结,也预示着一个更加纷争的战国时代的到来。

 作者简介:

  李木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讲师团成员。写过300万字的散文与300多首诗,所写散文百余篇次入选各种选本,曾获冰心散文奖,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首届泰山文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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