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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三十九、一

文章作者:现代文学 上传时间:2019-09-23

“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的病情稳定了一些,批阅的文件、参加的活动、会见的外宾都比一九七二年明显增多。成立了一年多的第一个医疗组也结束了,有关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去。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1日下午,毛泽东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在座的有周恩来总理、基辛格博士;译员是唐闻生,记录是王海容。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为了避免突然引起太大震动,中共中央没有立刻公开宣布这件事,暂时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先在九月十八日传达到党内高级干部。二十八日,扩大传达范围到地、师一级。国庆期间,尽管整个北京城照例披上节日盛装,但人们都注意到:和往年不同,“十一”当天天安门前的庆祝集会和游行以及晚上的焰火晚会都被取消,理由是“节省开支”和“战备需要”。代替它的是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在首都各大公园同群众一起“游园联欢”,“共度佳节”。①这是建国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庆祝国庆。从此,毛泽东再没有在国庆时上过天安门城楼。

  其实,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能同过去相比。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意识到了,并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谈起。二月一日,他会见越南客人黎德寿,黎说:“看到毛主席身体很健壮。”毛泽东说:“没有那回事。我是虚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有病,还有腿病。快了,要消灭了。①”二月十七日,他会见基辛格。周恩来陪同基辛格进入会客室时,毛泽东迎上前走了几步,说:“走几步吧!走几步,对我很困难。”基辛格说:“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毛泽东回答:“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上帝给我下了请帖。②”三月二十六日,他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时说:“我们的报纸和我们总理都讲我身体怎么好,其实我经常害病啊!③”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范文同。黎笋说:“看到主席身体很好。”毛泽东回答:“马马虎虎,不算很好。看样子,看现象,解决不了问题啊。④”九月十二日,他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说:“我不行,一身病呢!⑤”十二月九日,他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时,比兰德拉说他的父亲是因心脏病去世的,毛泽东接着说:“我也有啊!你去宣传一下。我们总理总是不宣传,中国人民都不知道我害病啊!”周恩来插话:“我的心脏病可能更重一些。”毛泽东说:“你们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嘛。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外国人也不替我宣传。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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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庆过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调整党政军领导机构;深入揭发林彪一伙的阴谋和罪行,清查与之有牵连的人和事;有步骤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并说明林彪事件真相,保持国内局势、特别是军队的稳定。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毛泽东的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内障发展得很快。八月二日,他会见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说:“我这个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医生,给我治一治吧。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眼睛也不行了。”汤汉志说:“主席为什么不戴眼镜啊?”毛泽东说:“什么眼镜对我都没有用。”“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⑦”毛泽东大部分时间本来是读书和看文件,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使他十分苦恼。

这次谈话是这样开始的:

  十月二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同意,确定由李先念、华国锋等协助国务院工作,由李德生、余秋里、张才千等分别主持军委三总部的工作。②三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中共中央同时发出两个《通知》。一个是:

  随着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谈笑风生,寓意深刻。他向尼克松表示欢迎和寒暄后风趣地说:“今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要我们谈的问题限制在哲学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基辛格马上说:“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文选。”下述照抄原纪录相应部分: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③

  这时,他已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来谈发动群众“造反”,也不再说“乱是好事”,对过去几年里泛滥全国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一再表示不满,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但他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

  另一个是:

  这个看法,他说过多次。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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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十同志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特此通知。”④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⑧

尼: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十月四日,毛泽东会见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他从历史上谈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接着说:“林、陈阴谋活动,蓄谋已久,他们反党,大的事情多得很,小的事情也多得很,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整几位老帅,是林彪搞的。”“个人崇拜,我和斯诺谈话说过了,当时搞一点也是需要的,你美国也搞个人崇拜嘛。但搞得那么多!我姓毛,工作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我听了很舒服。什么四个伟大,讨嫌!顶峰问题,六六年七月份我就给林彪打过招呼,他不听,还是那么写。”

  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

毛:他是博士。

  对叶剑英主持下的军委办公会议应该怎样工作,他也作了叮嘱:“军委办公会议,这次是叫改组,不是掺沙子。今后办公会议要研究大事。”“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不要用办公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问题,是用中央的名义嘛。要好好准备,开次军委全会,各大区同志来参加,征求他们意见。”⑤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处。——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⑨

尼: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对林彪事件真相的传达范围是逐步扩大的。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和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先后下达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和之二。对林立果等草拟的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不是要下发,因为它用词恶毒,政治局成员中也有不同意见。毛泽东看后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⑥”他还主张:对外国人也无需隐瞒林彪的问题:“谁人问都应直告,不应躲躲闪闪。⑦”

  出于这种心情,毛泽东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

毛:今天主讲要请他,博士,philosopher,哲学博士。

  在清查同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过程中,毛泽东态度十分慎重,一再强调:林彪当时是“副统帅”,许多人并不了解他的真实面目,因而同他有交往或工作关系,执行过他交办的事情;一定要把直接参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的极少数人和只是同林彪等有一般工作关系的人严格区别开来,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

  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一九七二年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取得初步成效,并且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近些年来他一直坚持反对群众运动中各种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继续。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又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⑩

尼:他是一位哲学专家。

  在会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他说:“对他们这个集团的一些人,高级干部,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拉的尽量拉。”同一天,他看到一件揭发南方某地领导干部过去同林彪等“关系甚密”的材料后,批示给周恩来:“对某些同志的怀疑不可尽信。”⑧

  批判极左思潮的逐步深入,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中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但也引起江青等人的强烈不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伙在政治野心和煽动极左思潮方面,同林彪集团并没有什么两样。

基: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

  他找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等谈话时,有人谈到林彪到处做工作。毛泽东说:“那时,谁知道他是反革命呢?是副统帅、接班人嘛!”当谈到毛泽东所写《我的一点意见》时,他说:“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了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在谈话中间,叶剑英进来。毛泽东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五一六’⑨,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⑩

  这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尽管江青、张春桥等人心怀不满,但许多问题(如一些干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议的,加上他们对经济工作一向很少过问,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认可”。这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江青等便发难了。

关于这次谈话的开始部分,基辛格作了如下描述:

  ①1971年10月2日《人民日报》。

  ①毛泽东会见黎德寿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日。

毛评论了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的一句话,即他认为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中国人内部联系特别迅速,而且对毛的汇报很详尽)他开玩笑说,哲学可是个“难题”。对于这个题目他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说,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②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1年10月2日。

  ②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基辛格判断: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中国人很快向毛主席汇报,因此,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就说,哲学可是个“难题”。

  ③《中共中央通知》,1971年10月3日。

  ③毛泽东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的谈话记录,1973年3月26日。

但是,在这次谈话中,尼克松和毛泽东都没有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之类的哲学问题。尼克松所说的“哲学”究竟是什么意思?对此,基辛格未作解释,《访华》未作探索。其实,按原记录作些查证,答案就在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1972年2月21日上午版第一页的合众国际社的一则电讯中,现节录如下:

  ④《中共中央通知》,1971年10月3日。

  ④毛泽东会见黎笋、范文同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合众国际社关岛阿加尼亚二月二十日电】(记者:诺曼·肯普斯特)尼克松总统今天说,他准备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马拉松式的会谈,如果这些会谈证明在缓和中美紧张局势方面有成果的话。

  ⑤毛泽东接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的谈话传达记录,1971年10月4日。

  ⑤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谈话记录,1973年9月12日。

尼克松在他的蓝、白、银三色的“七六年精神号”喷气式飞机上对记者们说:“我们的主人想参加会谈多久,我就准备参加会谈多久。”总统说,他期望他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

  ⑥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不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领导人”。他说:“他们是一些眼光看得很远的人。”他说:“我自己对世界上的长期的和双边的问题的态度不是策略性的。美国领导人的眼光必须看得很远——我们的政策辩论必须根据一项妥善地制订、并且为人们充分了解的哲学,这是我们国际关系的基础。”

  ⑦毛泽东在外交部关于向美国友人等谈林彪问题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手稿,1972年7月。

  ⑦毛泽东会见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的谈话记录,1973年8月2日。

在这里,“哲学”具有特殊的含意。尼克松所说的“哲学的角度”,是指“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而是“眼光看得很远的”。他说,他对“双边的问题的态度不是策略性的”,美国“国际关系的基础”是“妥善制订”的“哲学”。这里的“哲学”实际上是“战略”的同义语。

  ⑧毛泽东对《空军报》社一封来信的批示,手稿,1971年10月4日。

  ⑧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这次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对尼克松说:“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这句开场白真是高明之至,精彩之至。然后,毛泽东借尼克松的话并揉进自己的意见,用幽默的口吻明确提出:“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这就是说,不吹眼前的、具体的、日常的、策略性的问题,只吹问题的长远性、原则性、宏观性、战略性的方面。

  ⑨这里泛指“打倒一切”的造反派。反对周恩来的“五一六”集团是1967年5月成立、9月被公开揭露的,而“大闹怀仁堂”是同年2月间。

  ⑨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尼克松简述了他在飞机上“这样说”的原由,赞誉毛泽东是“思想深刻的哲学家”(这里的“哲学家”意为“战略家”)。毛泽东避开了尼克松的赞誉,转而一再促使基辛格发言。在尼克松引导下,基辛格讲了他在哈佛大学时指定他的学生“读主席的选集”(《访华》将“选集”改成“文选”)。接着,《访华》写出了内容与记录相同的三句话,即:毛主席说:“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尼克松则称赞说:“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主席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⑩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成员谈话记录,1971年11月14日。

  ⑩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纪要,1972年8月1日、2日。

尼克松将这三句话以基本相同的字句写进他的回忆录,起语用的是“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他称赞毛泽东的那句话则写成“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在会见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曾思玉、王六生、刘建勋等时,他先对一位负责人说:“你的检讨我看过了。你们大概不是死党,是活党。就是说,犯过错误的人有好有坏。”他又说:

  八月初,周恩来发表关于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批透极左思潮的讲话,江青当即表示反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几天后强调批林“不要过头”。①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被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十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有关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报道文章,江青一伙大兴问罪之师,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追查批极左的“背景”,组织文章进行反扑。

1994年尼克松逝世后,人们发现在他尚未出版的最后著作《超越和平》一书中,首先提到毛泽东,说毛泽东是“富有领袖魅力的共产党领导人,曾运用他的革命思想推动了一个国家并改变了这个世界”。

  “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着‘副统帅’,跟着他上当,不光彩。还是跟着党,不要跟着个别人。统帅也好,副统帅也好,个别人容易起变化。五十年起了十次变化嘛,有许多都是跟个别的人。我跟的是路线。你领导者路线正确,我跟。至于你路线不正确,我不跟。有人提出了新名词说‘紧跟’,我不愿听这个话,什么‘紧跟’。”

  同年十一月,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终于明朗化。事情是由外事部门一份报告引起的。

尼克松在对同毛泽的会见有点睛之语,他写道:“我同毛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的他所谓的‘哲学方面’。”(此处及以下所引用尼克松的话,均见《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49至253页。)简言之,这次谈话的主题是中美关系的“哲学”方面,亦即中美关系的长远性、原则性、宏观性、战略性的方面。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有些人是跟错了人觉得面上无光。连‘八三四一’(中央警卫部队。——引者注)在毛家湾(林彪住处。——引者注)的那个中队也觉得无光了。这要解释:是党给的任务,是组织派到他那里去工作的嘛。他那时是‘副统帅’嘛,你怎么知道林彪要叛党呢?不知道是坏人嘛。要说无光,是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党无光嘛,哪是一部分人脸上无光?他跑了之后,总理问我,我说他要跑有啥办法嘛。后来得到消息,从天而降(周恩来插话:粉身碎骨),除了一害,对于党和国家、人民有利,是个大胜利。”

  为了总结外事部门几年来的工作,十一月下旬,中联部、外交部在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有待进一步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却遭到江青等竭力反对。十二月一日,张春桥在要求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竟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写下批语:“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②江青一伙如此直接地向周恩来发难,是很不寻常的。

毛泽东牢牢抓住这个主题,主动对尼克松和基辛格说了五段话: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讲到鲁迅。他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①

  他们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反对在批林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理由”是: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批“极左”会妨碍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第一段。《访华》称,毛主席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蒋委员长,他可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们长得多。”其实,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根本未提台湾,只讲了上述这段话。基辛格认为,这是向尼克松“传话”:“中国人最终是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的”(指不许美国及任何外国干预)。这就从“哲学”方面阐明了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

  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去见毛泽东,检查自己过去同林彪、叶群等接触中有错误,并交上一份书面检查。他回忆道:

  经历了八年“文化大革命”风浪磨炼的周恩来,深知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对江青一伙的反扑,他采取迂回的方式,避开正面的冲突和争论,在形式上作些让步。十二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问题。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但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此次外事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八月一、二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纪要)”,“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实际,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这样,会议的主题其实并没有改变,还是要结合实际批判肃清外事部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推动今后外交工作排除干扰、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第二段。据《访华》称,毛主席向基辛格说:“你跑中国跑出了名嘛,头一次来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这一段的文字与记录相同。记录中“头一次来”之后有一逗号,《访华》删去了,这有损原意。“头一次来”,是指基辛格1971年7月9日至11日秘密访华。当时周恩来同他商定了“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的公告,由双方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于7月16日同时发表。

  “主席说:‘你接触林彪才两次,我和他的来往比你多。你不知道林彪搞阴谋政变,我也不知道。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要搞几个人在一起。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我们要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你这些问题检查一下,就算了,你把心放下来,我们主要是教育。’我跟随主席前后四十余年,主席从未严厉批评过我。这次对我谈的这番话,也是非常温和的。”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导致毛泽东直接出面,对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作出“裁决”。

基辛格确因“跑中国跑出了名”。他说:当尼克松派他秘密访华时,“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对于广大公众来说,我基本上是默默不闻的,我任职两年半以来从未举行过公开的记者招待会”。毛泽东这样说,是对他“跑中国”表示赞许,激励他继续“跑中国”,为发展中美关系而努力。

  张耀祠还回忆道: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江青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③当天,张春桥、姚文元已在散布:“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④

“公报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描述。基辛格说,在他秘密访华时,“周恩来指出,这一宣告会震动世界。他说对了。这不仅使新闻界震惊,而且一夜之间改变了国际政治结构。”毛泽东讲这句话,似在向尼克松和基辛格表示,中美关系不只是两国之间的事,而是具有世界意义和世界影响的,应从这样的战略高度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

  在这之后,“中央在北京召集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家机关和军队负责同志会议,由周总理主持,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中犯有错误和有牵连的同志,让他们有一个交待和说明问题的机会。

  毛泽东本来也曾多次谈过反对极左思想。前面说过,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曾提出:“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但他只是把这看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如果因为批判极左思潮而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他就不能容许。

第三段。《访华》称,毛主席说:“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他打交道。”毛泽东讲这句话的因由是:尼克松1969年入主白宫后,“特别感到苏联已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增加美国对付苏联的资本”。此外,尼克松也想借助改善中美关系多捞选票,连任总统。毛泽东早就看出这一点,1970年12月18日,他对斯诺说:“1972年美国要大选,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我国有关部门邀请并批准了美国乒乓球队和一些友好人士、新闻记者等访华,但对美国政界人物的访华申请则不予安排。据基辛格称,在他1971年7月,准备秘密访华时,“尼克松还想要中国人保证,在尼克松之前,其他政治家不许去中国。”基辛格抵京后,在同周恩来会谈中,婉转地表露了此意,周恩来明确告诉他,我们收到了美国政界许多人士申请访华的函电,但我们都未邀请。基辛格立即代表尼克松感谢中国领导人的“明智”。并说,美国走向同中国友好之路应由尼克松总统亲自开始,美国其他政治家步尼克松的后尘才是合适的。

  第一天,会议有王某某同志②等检查和说明问题,他们的检查非常好,讲得很客观,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周总理听后非常高兴。

  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结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表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样,“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便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而仍继续下去。以后几年里,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毛泽东的讲话意味着,中美关系不是权宜之计,应该超越美国党派政治的框框,高瞻远瞩地持续地发展中美关系。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向毛主席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毛主席听后问道:‘大家鼓掌了没有?凡是在会上作了检查交待和说明问题的同志都要鼓掌欢迎。今天会上没有鼓掌的,明天开会要宣布鼓掌欢迎。’”③

  一九七三年春天,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行列中增加了一名“新成员”,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的邓小平。

第四段。摘抄原记录(《访华》所作的删改则不提及):毛泽东在会见中对尼克松说“我是喜欢右派的。人家说你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毛泽东指的“右派”,是作为“哲学问题”讲的。从“哲学”即“战略”上讲,当时西方一些国家中,在“苏攻美守”的形势下,右派主张对苏强硬,或可称之为抗苏派,左派主张对苏妥协,或可称之为亲苏派。为了抗苏,也就主张改善对华关系。由于对苏妥协,往往不愿或不敢接近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尼克松、基辛格说成右派,并把“英国的希思首相”以及“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说成右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我喜欢右派,比较高兴右派当政”。对此,尼克松做了心领神会的回答。基辛格犹感不足,以向尼克松提醒的方式补上一句,毛泽东马上做了回应: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特别是毛泽东自己承担了责任,清查同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中,打击面比较小。

  邓小平复出后公开露面,是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这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隆重晚宴,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宴会。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⑤在场的一名外国记者后来这样描述邓小平:

基:总统先生,我觉得左边的人是亲苏的,他们不鼓励我们向人民共和国这边移动,而且批评你这样做。

  林彪事件给毛泽东精神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从这时起,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

  “只身孤影,缄默无声”,“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这天晚上,宴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⑥

毛:就是啰。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

  事件发生时,毛泽东已快满七十八周岁。他的个性很倔强。平时有什么病痛都不说,更不愿找医生看,总相信靠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够顶过去。但毕竟年事日高,又受到种种刺激,尽管他的头脑仍很清楚,体力却越来越难支持了,不断受着老年疾病的折磨。一九七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他的睡眠已很不好,不停地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打针也不管用,好了又犯,没有完全止住过。有时因为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一九七一年快入冬时,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响心脏。九月中旬,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一次。十月八日,他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时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④”这种状况,以前没有发生过。

  邓小平的复出,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

第五段。摘抄记录(《访华》所作的重大删改则不提及):

  毛泽东的病情急遽变化,是在冒着严寒出席陈毅追悼会以后不久。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后,尽管他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能统筹全局、具有治国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人来协助他工作,并在必要时可以接替这项繁重任务,而江青一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再一次强调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因江青等的消极态度而难以取得结果。十二月十八日,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已四个月后,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催促他们: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⑦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他十分清楚,邓小平复职事关重大,而且一直受到江青等的抵制,这件事非由毛泽东亲自决断不可。很快,毛泽东就同意周恩来关于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示。

毛:……所以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table tennis起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陈毅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深夜因癌症去世。他在井冈山时期就同毛泽东密切共事,两人长期以来有着不平常的友谊。但“文化大革命”中,陈毅受到不小的冲击和不公正的对待。他去世后,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医院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他的追悼会,定于一月十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八日,周恩来阅改了中央军委送来的悼词稿,当夜又送毛泽东审阅,同时附信说明陈毅追悼会的日期、规格等。毛在悼词稿上删去其中有关功过的评价,并批示:“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⑤

  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离别之际,六十八岁的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干二十年!”⑧“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没有把邓小平整垮,更没有使他屈服。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讲:

……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这个中间有共和党,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当时的情景:“几天来,毛主席精神一直不好,他吃饭、睡觉都不正常。他的脸色苍黄,一脸阴霾,是焦躁,是困倦,使人难以琢磨。看到我们,也不像往日那样主动说话,问这问那,而是不管见了谁,都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他的心情是沉重的。⑥”

  “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⑨

这一段内容丰富,试作如下解释:

  一月的北京,正是最冷的季节。寒风凛冽刺骨,在外面呆久一点,就使人感到肌肤僵冻。就在陈毅的追悼会举行前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突然决定要去出席。这个举动,谁都没有想到。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

  三月九日,邓小平回京后不久,周恩来立刻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⑩”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⑾”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三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这个决定。

“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是指1949年初夏至1971年初夏;“总是谈不拢”是指中美关系问题。

  “一月十日午饭后,照例,主席要睡一会儿。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我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他显得那么烦躁,我们不敢多问什么,做完事就离开了他的房间。过了一阵,他突然问我:‘现在是什么时间?’我告诉他:‘现在是一点半。’他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主席这个突然决定我一点都没有想到,我也不知道今天中午有什么安排。主席说要参加追悼会,我就赶紧地通知调汽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

  邓小平的复出,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并派秘书傅径波向我南京外事处处长黄华传话。毛泽东得报后,于5月10日致电南京市委:“黄华可与司徒见面”,告以“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司徒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后又表示,目前尚无一个新政府成立,没有承认对象。

  这时,主席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我们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我们给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我、吴旭君都感到无所适从。主席只穿着薄毛裤出门,怎么行呢?可是,主席的脾气我们是很了解的,有时候他要做的事情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动员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主席乘坐上五十年代苏联政府送给他的那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⑦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偕李先念等在北京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第二天,周恩来兴奋地写信告诉毛泽东:“他的精神、身体都好。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⑿”二十九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这是他们经过六年多后的再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⒀”看到邓仍像过去一样健康、乐观,毛泽东十分高兴。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止我解放台湾,并宣称台湾地位未定。不久,美国在台湾设立军事基地。1954年12月,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对此种种,中国政府均发表严正声明,一再宣告“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毛泽东到达陈毅追悼会会场时间很早,大家都没有想到他会来,除了陈毅家属和闻讯以最快速度赶来的周恩来外,还没有多少人到达。毛泽东一下车便要见陈毅夫人张茜及其子女。张茜等人进入休息室时,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由工作人员搀扶着站起来迎接。张茜上前握手,哽咽着问:“主席,您怎么也来了?”看着神情悲切的张茜,毛泽东也凄然泪下。他请张茜坐在自己身边,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听了毛泽东的话,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张茜喃喃而语:“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毛泽东打断她的话,不让她再讲下去,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在询问了陈毅的几个子女的近况后,毛泽东勉励道:“要努力奋斗。陈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⑧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会后,周恩来也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报告。⒁

在一些国家斡旋下,中美大使级谈判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到1960年9月,会谈了100次,除开始时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外,别无结果。美国政府实行对华贸易禁运,不准中国人去美国,不准美国人来中国。1960年9月13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曾经设想”,双方先就“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达成协议,“以便为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创造有利条件。为此,中国方面在中美100次会谈中,曾经先后提出消除两国贸易的障碍,消除两国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障碍以及在平等互惠基础上互换记者等等一系列的合理建议”,但“都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理拒绝”。“中国方面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后在会谈中没有必要再在次要的问题上浪费时间,而应首先致力于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即“美国政府同意把它的武装部队从中国领土台湾和台湾海峡全部撤出的问题”。

  这时,根据周恩来的安排,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宋庆龄、朱德等陆续到达追悼会场,正在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也被“特别邀请”出席,追悼会的规格明显地提高了。

  四月一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下午,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说: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墨总统埃切维里亚将于四月十九日抵京。——引者注),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⒂十二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柬解放区返回北京,周恩来主持盛大国宴为亲王一行接风。这个新安排的活动,把邓小平“露面”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星期。这就出现了前面所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那个场面。

如果借用毛泽东的语汇,把“根本性问题”称作“大问题”,把“次要问题”称作“小问题”,则可对中、美两国的态度作这样的描述:中方本想先解决一些“小问题”,以便解决“大问题”;而美方的态度则一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经过100次谈判之后,我方改变了态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后来毛泽东说:“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

  在休息室里,毛泽东坦率地把林彪事件告诉西哈努克亲王,又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①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2年8月8日。

直到约翰逊总统下台,中美大使级会谈共进行了134次,未取得任何成果,毛泽东说“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是指他们都坚持敌视中国、霸占台湾的立场,因而“我们总是谈不拢”。“这个中间有八年的共和党”,总统是艾森豪威尔,副总统是尼克松,“你们也没有想通”,当然属于我们“不那么高兴”之列。

  张茜说:“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毛泽东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身边工作人员立刻把一块黑纱戴在他的大衣袖子上。

  ②张春桥、江青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972年11月30日、12月4日。

自1949年5月黄华会见司徒雷登算起,整整22年,“总是谈不拢”。

  追悼会由李德生主持,周恩来致悼词。毛泽东站在前排,高大的身躯略微前倾,静静地听着悼词。此时此刻,一千五百多人的会场被哀痛的气氛所笼罩,人群里不时传来呜咽声。致完悼词,毛泽东向在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毛泽东离开八宝山时已无法自己上车。他的腿明显无力,几次迈步都蹬不上汽车,不得不依赖工作人员的帮助,才勉强登车。

  ③周恩来对江青所送批件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6日。

尼克松就职后,美国政府在别的方面向中国做些姿态:1969年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允许美国旅游者购买不超过100美元的中国制的非商业货品),放宽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当获悉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有访华的要求时,毛泽东立即决定邀请该队访华。这一举世瞩目的“乒乓外交”,起到“小球推动大球”的作用。但毛泽东对美国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则不予重视。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毛泽东指示,不同美方谈贸易问题。其后美方多次要求开展中美贸易,我方均表示不感兴趣。直到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提到可以“搞点小生意”,双方贸易才开始起步。

  陈毅追悼会,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所参加的少有的几次追悼会之一,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出席追悼会。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谈话记录,1972年12月17日。

以上五段中,毛泽东深入浅出地讲了中美关系的“哲学”方面。如此答问,体现了毛泽东鲜明的立场和超人的智慧。

  第二天,《人民日报》等报纸都在第一版用整版篇幅刊登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报道,通栏标题是:“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同时发表陈毅遗像、周恩来所致悼词和西哈努克亲王写的悼文。此后近一个月里,新华社又连续播发了世界一些国家的政府首脑和友好人士的唁电、唁函等,悼念陈毅的活动及其影响大大超出了原先规定的范围。

  ⑤法新社北京1973年4月12日电。

还应提到,《访华》指出:“这次会见因毛主席大病初愈,到3时50分即结束。”其实当时已80岁的毛主席尚未痊愈。会见时,医护人员藏在附近房间内准备随时抢救。但毛泽东仍与尼克松谈了70分钟。尼克松写道:“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基辛格写道:“我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

  毛泽东这种显然包含着歉意的举动,很有象征意义。它给全国发出一种“暗示”:广大老干部包括对“文化大革命”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是好的,应当适时给予“解放”和平反。这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受到错误批判的老干部们来说,不能不说是企盼已久的“信号”。周恩来不久后在一次会议上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⑨

  ⑥[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2页。

【摘自:《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熊向晖/著 中信出版集团 】

  从陈毅追悼会回来后,毛泽东心情很沉重,很久没有休息好,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严重缺氧,突然休克了。那是在二月十二日凌晨,也就是他出席陈毅追悼会后一个月零两天。

  ⑦周恩来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手稿,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72年12月18日。

图书信息

  这一次生病,爆发突然,来势凶猛,使人措手不及。发病时,护士长吴旭君正在身旁,发现他突然精神不好,出汗很多,脉搏细弱,呼叫他也没有反应,意识到他发生休克,立刻大声喊人。张玉凤回忆当时那种极度紧张的情景说:

  ⑧舒惠国:《红色大地伟人行》。见《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99页。

书 名:《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此时我正在警卫干部值班室,听到她的呼叫,我们几个人一起跑到主席会客厅(当时已成为卧室和治疗室),给主席看病的医生也飞快地赶到了。主席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吴旭君同志赶紧给主席摸脉。说不清楚是心急还是紧张的关系,吴旭君同志对在场的医生说:‘摸不到脉’。

  ⑨钱其琛:《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8、39页。

作 者:熊向晖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抢救危重病人。在场的主治医生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口述需要注射和应用的药物。吴护士长又重述一遍药物的名称,再往针管里抽药,然后再注入到主席的体内,一次一次地打针,用药……。此时,毛主席已完全昏迷了。现场的紧张气氛他是毫不知晓的。抢救时,在场的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扶起主席,用力并有节奏地捶主席背部,不停地呼叫着:‘毛主席,毛主席。’”⑩

  ⑩周恩来向毛泽东的请示,手稿,1973年3月9日。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①毛泽东接见武汉地区座谈会成员谈话记录,1971年11月20日。

  ⑾毛泽东对周恩来报告的批示,手稿,1973年3月10日。

书 号:978-7-5217-0104-3

  ②张耀祠书中原文如此。

  ⑿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3月29日。

出版时间:2019年5月

  ③《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20、126、127页。

  ⒀据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定 价:72.00元

  ④毛泽东同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谈话记录,1971年10月8日。

  ⒁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这是一部越深入读,越有价值、越有风采的书,既是毛主席、周总理那一代共产党人智慧英勇、雄才大略的真实记录,也反映了熊向晖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⑤毛泽东对陈毅追悼会上悼词稿的批示,手稿,1972年1月8日。

  ⒂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图片 2

  ⑥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77、178页。

  中央政治局除商定邓小平的工作外,还研究了这年下半年召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并设立有关工作机构。本来,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一九七四年举行。但鉴于发生了林彪事件这个特殊情况,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自然急需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林彪事件也需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正式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内容简介

  ⑦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中共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是胜利的大会,但受到林彪的干扰,林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今后,全党仍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周恩来表示: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 这里讲的“其他一些人”,主要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一批老干部,而吸收这些老干部出席党的十大,是毛泽东这时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熊向晖同志在晚年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生动翔实地记载了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领导下,在隐蔽战线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十二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从事外交工作的丰富经历。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让读者领略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作风和斗争艺术,以及熊向晖同志的传奇人生和传奇经历。

  ⑧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在中央下发关于邓小平复职文件前后,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上半年继续阅批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包括谭震林、何长工、李一氓、舒同、谭政、林铁、叶飞等,并指示有关部门抓紧“解放”他们,“分配工作”。①三月三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恩来今后向毛泽东报告许多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那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②

作者简介

  ⑨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记录,1972年8月1、2日。

  同年六月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特拉奥雷问道:“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③  

熊向晖,安徽省凤阳县人,1919年4月12日出生于山东省掖县。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在周恩来指示下,到国民党胡宗南将军部队,从事地下秘密情报工作十二年。1947年9月,到美国西储大学研究院学习,1948年9月,获社会科学硕士学位。

  ⑩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始终存在那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确实在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混乱现象,想把局势逐步引入正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他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此外,毛泽东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并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④

1949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1962年,任中国驻英代办;1970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1971年11月,任新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代表;1972年8月,任新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1973年,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1983年至1987年,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

  得到消息的周恩来立刻赶来了。他的心情比别人更沉重、更着急。当坐车赶到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门口时,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至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委,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

  两腿无力,许久都下不了车。跟随他去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道:

  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年轻,二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⑤”一九七二年七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⑥

  “进了毛泽东的卧室,看见毛泽东高大的身躯,横靠在那张特制的大床上,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用自己的身体顶住被子和枕头,不使它倾倒。‘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周恩来走到床边,双手握住毛泽东的一只手,大声地呼喊着。他的嗓子有点沙哑,而且有点发颤。毛泽东没有丝毫反应。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房间里有几位心脏内科、呼吸科专家,阜外医院麻醉科专家尚德延及护士长也在场。看上去,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他们有人在给毛泽东测量血压,有的数脉搏。”

  正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 

  “抢救工作大约进行了二十多分钟,毛泽东的面部由青紫渐渐泛起了淡红色,胸部起伏的呼吸动作也隐约可见。医生们测量血压,发现正趋向正常,脉搏和心电图检查也趋正常。毛泽东的神志正慢慢地清醒过来。”①

  这些人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他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⑦半年后,他又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被宣布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⑧

  毛泽东的生命力仍很顽强。经过紧张抢救,他慢慢睁开了双眼,对周围的一切愕然不解。当他知道自己刚才曾经休克时,平静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②

  在筹备十大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美会谈、中日建交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十分关心,认为需要有通盘的分析。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时对他们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⑨

  毛泽东清醒过来后,体温仍在摄氏三十八度以上。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负责他的医疗工作。还成立了毛泽东的医疗组,持续存在了一年多。③

  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七月四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说:“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谈话中,他强烈批评外交部一个内部刊物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针对外交部内部刊物上那个看法,尖锐地提出:“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这次谈话中,他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⑩在得知毛泽东这个谈话后,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⑾”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经过这次重病以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他离不开人了,常缺氧,随时需要吸氧。身边人小心翼翼地不使他再受凉感冒,因为受凉感冒对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他大多数时间躺在床上,有时闭着眼,不说话,陪同的人难以判断他是睡着了,还是昏迷,只能用手到他鼻孔前试试才知道。他需要什么东西时,常常不开口,只是用手指指,例如要用热手巾、要换垫子等。但他的个性依然那么强。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有什么不舒服,他从来不说。高烧到摄氏三十九度五的时候,你不知道,一摸脸和手,烫极了。他还哈哈笑。有时正在输液,总理来了,他就说:“拔掉,用不着,我要到沙发上去坐。”扶着他走十来步到沙发旁,他还谈笑风生,说我什么事都没有。吴旭君还说:有一次他要睡又躺不下去,憋气,我掉眼泪了。他说你哭了,我说没有。他就说:“不要着急,我死不了。你不就怕我死吗?我要是见了马克思,马克思会讲你不要这么早来,会叫我回去,你这个国家钢和粮食还很少,不要这么早来。”④

  七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说:“我们郭老(指郭沫若。——引者注),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⑿

  就在抢救毛泽东过后不久,周恩来的健康也出现了意外。这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这对于大量内政外交事务都需要依靠周恩来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打击。毛泽东的秘书观察到: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⑤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⑥”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他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⑦同年十一月,鉴于周恩来日益严重的病状,医务人员再次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⑧”在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主持下,经过多次检查,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这以后,毛泽东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仔细:特别在因患眼病不能亲自阅看病情报告的情况下,听读报告时更是全神贯注。工作人员读过的报告,毛泽东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实施手术的次数等细节。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减少不必要的周转环节,工作人员常常是从周恩来的住地或医院将报告直接呈送毛泽东。他得知情况后总是嘱咐秘书:“快去办。”⑨

  ①毛泽东在叶飞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3年6月21日。

  毛泽东重病的这些情况,外人自然都不知道。但在这一年内,毛泽东没有出席重要会议,没有长篇讲话,在文件上作的批示也极少。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这几年中从来不曾有过的现象,从中反映出他当时的健康状况。

  ②《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2页。

  现在保存下来的他在这一年内写有批语的为数很少的材料中,绝大部分是关于解放干部的。他在原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来信上批示:“欢迎进步。⑩”在原海军政委苏振华的信上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⑾”在杨成武女儿关于杨成武是受林彪等人政治陷害的来信上批示:“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⑿”在原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⒀”在原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⒁”在被迫害自杀的原马列研究院秘书长柴沫的妻子来信上批示:“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⒂”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来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⒃”周恩来随即批示让刘建章保外就医,并要求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再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⒄

  ③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22日。

  其中最重要的,是对邓小平和陈云来信的批示。他们两人下放江西已两年多,邓小平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陈云在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

  ④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讲话的记录,1973年5月26日。

  这年四月下旬,陈云到北京参加批林整风会议,并检查身体。七月二十一日,他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请求中央根据我身体情况,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⒅”毛泽东在第二天阅后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⒆

  ⑤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8月24日。

  邓小平在八月三日同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全体职工一起,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当天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看了邓小平的来信,毛泽东写下这样的批语:

  ⑥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等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⑦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2年9月20日。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引者注)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⑧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5月20日。

  (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⑨毛泽东会见越南黎笋、范文同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⑩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4日。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⒇

  ⑾周恩来在姬鹏飞给毛泽东报告上的批注,手稿,1973年7月5日。

  ①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45、247页。

  ⑿毛泽东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17日。

  ②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0年11月1日。

  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当场念了所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

  ③这是毛泽东的第一个医疗组。第二个医疗组成立于1974年。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④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1年1月18日。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⑤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⑥访问吴阶平谈话记录,2003年5月28日。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①

  ⑦访问汪东兴谈话记录,2003年6月6日。

  毛泽东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夜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着眼点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留恋和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做法的倾向,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这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⑧毛泽东对中南海门诊部关于周恩来病情报告的批语,手稿,1972年11月12日。

  尽管如此,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仍继续关注,要求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⑨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就六六届至七0届的大学生毕业工资待遇等问题向毛泽东报告,说:六六届大学生(在全国约八十万人)毕业已六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造成目前工人的工资高于同龄的大学生,许多人因此不愿再上学。周培源认为,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资格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低。他提出了提高大学毕业生待遇的具体意见。几天后,毛泽东对报告批示:“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②

  ⑩毛泽东对吴冷西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1月29日。

  同年十二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③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④”第二年四月,毛泽东复信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⑤”

  ⑾毛泽东对苏振华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3月5日。

  一九七三年七月上旬,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向毛泽东写信,反映徐悲鸿纪念馆被拆后遇到的问题。十五日,毛泽东批示:“请总理派人查明恢复。”⑥

  ⑿毛泽东对杨成武女儿杨俊生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3月25日。

  为准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份重要文件需要在会前拟定。

  ⒀毛泽东对廖汉生子女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7月7日。

  第一份文件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六人,由张春桥执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报告的起草工作给予指导,以体现他的意图。这年六月中旬,在听汇报后,他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⑦七月七日,他看了周恩来报送的几经修改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报告送审稿,表示“原则同意”。⑧

  ⒁毛泽东对林枫子女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8月11日。

  这份报告,首先肯定党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肯定九大以来党中央领导的各项工作。关于粉碎林彪反党事件,报告认为这是“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报告对林彪等的阴谋活动和两面派手法进行批判,又反复论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据以提出:作为反映国内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报告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注意“抓大事”,以主要精力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报告强调:当前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鉴于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报告号召各级党组织应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努力完成国家计划。

  ⒂毛泽东对柴沫妻子王若林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5日。

  在十大前夕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借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诗和有关言论,主张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的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没有采纳。毛泽东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⑨当时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飚不久后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⑩

  ⒃毛泽东对刘建章妻子刘淑清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

  第二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修改小组成员有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修改稿于七月初基本完成,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修改稿中除删去总纲里关于林彪的一段话外,仍保留九大党章的主要内容,同时更突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多处强调要“批判修正主义”。根据毛泽东在揭批林彪集团斗争中提出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观点,修改草案将“反潮流”作为一种需要坚持和发扬的“革命精神”写入总纲。

  ⒄周恩来对刘建章妻子刘淑清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18日。

  ①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年8月5日。

  ⒅陈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手稿,1972年7月21日。

  ②毛泽东对周培源关于1996至1970届大专毕业生转正定级问题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11月12日。

  ⒆毛泽东对陈云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7月22日。

  ③徐志耕:《忧乐万家》。见毛岸青、邵华主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6页。

  ⒇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8月14日。

  ④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及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陈、邓两人在八大以来一直是中央领导核心成员,在党内外有着很高威望,后来又被认为犯了“严重错误”。让他们重新出来工作,自然会引起人们对过去许多问题的重新认识。特别是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当中曾被说成“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人物之一、“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他的态度,直接关系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与评价,所产生的影响和震动是不言而喻的。

  ⑤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手稿,1973年4月25日。

  根据毛泽东关于解放干部的意图,从这年上半年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加快了“解放”干部的进程。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提出:“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①”七月三十一日晚,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陈云、李富春、陈再道等一批老干部公开“露面”,十分引人注目。

  ⑥毛泽东对廖静文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15日。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经济工作也很关心。他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批示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要求各地认真处理好集体积累与社员分配的关系,在增产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增加农民个人收入;同时,反对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在工业方面,一九七二年二月初,经他审阅同意的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中,提出从国外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化肥设备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当年内共批准进口十四套化纤、化肥以及一米七连续轧钢机等成套设备,成为总价值达四十三亿美元的进口计划中的一部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项目之一,开始打破长期以来闭关自守、技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局面。

  ⑦周恩来就起草十大政治报告问题给张春桥的信,手稿,1973年6月17日。

  国内经济形势,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经历了一个大的曲折。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由于全国范围内的大动乱,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大幅度下降,工业和农业都是如此。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稍趋稳定,一九六九年开始回升,恢复并略超过一九六六年的水平。一九七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又增长百分之十九点四。一九七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继续增长百分之七,但又出现职工总数、工资支出和粮食销量“三个突破”。②一九七二年,经过新的经济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逐步得到控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三点八,经济形势继续得到好转。这些成绩的取得,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是十分可喜的。

  ⑧毛泽东对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七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7日。

  与此同时,毛泽东继续注视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通盘考虑应采取的方针和对策。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⑨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毛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③

  ⑩耿飚在中联部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3日。

  借历史故事或古人的话来阐释某个道理和观点,是毛泽东常用的一种方式。这几句话,是毛泽东根据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和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外部环境,明确提出的当前和今后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

  第三份文件是《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对“中央专案组”起草的这个报告,毛泽东事前就表示:不应再搞那些繁琐内容,改为直截了当地列举众所周知的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和叛党叛国的事实。①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审查报告》简略记述了九大以来林彪集团进行抢班夺权、策动武装政变的经过,最后建议中央永远开除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党籍,撤消他们的党内外一些职务。②七月十日,《审查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批准这个报告。

  一九七二年,是调整国内各项政策的一年,也是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取得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等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实现了国家对外关系的前所未有的突破。

  十大召开前按原计划还需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以便确定有关十大的会期安排和工作程序等。③八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七月底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④九届三中全会被取消。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⑤

  人民共和国外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取得突破性进展,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路程。这里,需要作一点简单的回顾。

  出乎意料,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问题的发生,是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引起的。

  “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中国面对的国际局势是十分严峻的。

  八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为此,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从新中国诞生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有四十七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并保持外交关系,其中绝大多数是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放弃对新中国的敌视政策。同时,中国共产党批评和抵制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某些作法,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苏联政府以重兵集结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一九六九年三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一时战争阴云笼罩,两国关系降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尽管这样,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⑥”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已决定由周恩来作。当讨论由谁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议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研究一下国际问题。”同年七月和九月,他们先后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研究报告送交中央。在这两份报告里,提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目前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十大开会的方法和以前有些不同:先在各地区、各单位分别开预备会议,讨论为大会准备的三个文件,提出意见。这样做,为的是缩短大会的时间。

  对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方面的新动向,毛泽东早已注意。一九六八年冬天,他饶有兴趣地读了有关美国总统竞选的材料,并对在中国的美藉专家柯弗兰写的文章(其中称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将当选本届美国总统)表示“欣赏”。他还仔细阅读了不久后当选第三十七届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所写的《六大危机》,认为该文“写得不错”。④一九六九年一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尼克松在一月二十日发表的就职演说。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成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试图与中国领导人直接通话,商谈两国关系问题。随后,苏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称“有话要转达”给中方。周恩来与有关方面拟定了一份答复苏方的备忘录,内称:“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次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举行外交谈判。”⑤

  大会预备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希望我们这次大会,大家团结起来,不搞阴谋诡计。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中最死不改悔的一些死党。我们要坚持原则,当然,不排除必要的灵活性。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大多数。”⑦

  急于对付苏联的美国政府在中苏珍宝岛冲突后,积极地作出一系列姿态,如:宣布放宽对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和贸易限制,不同意苏联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及其他旨在孤立中国的行动,下令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等等。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⑥

  十大有三项议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开幕式上进行了前两项。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周恩来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毛泽东没有讲,只是说请周恩来作报告和请王洪文讲话。当周恩来读到报告中的“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哎,不错。”当周恩来读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时,毛泽东说:“对。”周、王讲完后,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⑧

  同年十二月三日,在波兰首都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众目睽睽之下追赶中国使馆官员,急切地向中方人员表示,尼克松总统本人打算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当天晚上看到发自中国驻波兰使馆电文的周恩来,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并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⑦”这里讲的“门道”,是指中美政府之间进行直接接触的渠道。十二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时,请他转告叶海亚·汗总统:尼克松如果要同中方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⑧这个月底,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恢复中断了近三年的中美华沙

  两个报告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散会时的情况,护士长吴旭君作了这样的回忆:

  大使级会谈。但不久因为发生美国入侵柬埔寨事件,中美之间的接触又延搁了下来。

  一九七三年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气氛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根据我的判断,再让主席站起来是很困难了,但这时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主席身体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建议总理当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总理采纳了我的建议。⑨

  一九七0年三月,长期同中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的柬埔寨王国发生美国支持下的朗诺军人集团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美国军队也借机入侵柬埔寨。为了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斗争,中国政府于五月四日发表谴责美军入侵柬埔寨的声明,并连续两次推迟中美华沙会谈。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严厉抨击美国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对内对外政策,强烈谴责美军近年来对印度支那的侵略。声明指出:

  在二十八日大会上,通过了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随后,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在新当选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里,除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朱德、董必武、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外,还有被九大所排除的一批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叶飞等。据周恩来说: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百分之三十三,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⑩”不少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造反派人物也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同他有亲属关系的毛远新、王海容等没有被提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⑾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⑨

  鉴于身体情况,毛泽东事先声明他将不出席三十日举行的十届一中全会。⑿这以后,毛泽东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全会。当天,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三人。这个选举结果,和会前酝酿、协商的情况是一致的,符合毛泽东对党中央人事安排的考虑。

  五月下旬,首都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军民举行集会游行,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五·二0”声明,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五十万人的盛大集会,林彪宣读了毛泽东声明的全文。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告诫尼克松政府,中国不会拿原则作交易。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伸张正义、援助弱小、蔑视强权的举动,赢得全世界许多中小、落后国家的钦佩和赞誉。后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所取得出乎美国意料的胜利,同中国这种对外政策直接有关。

  通过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江青一伙几个重要成员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其中,康生在十大以后卧病不出,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从此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

  一九七0年十月初,尼克松会见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时称:“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十月下旬,他当面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商量,请叶作为“中介人”,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助力”。随后,借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宴会的机会,尼克松谈到国际问题时“第一次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并在私下托罗领导人再次将希望美中进行高级接触的“口信”转达给中方。⑩

  ①周恩来就中共十大准备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7月4日。

  ①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②在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1973年8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提出处理的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当中,对李雪峰的认定和处理与事实不符,属于错案。1982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李雪峰党籍。

  ②“三个突破”,指职工总数超过五千万人,工资支出超过三百亿元,粮食销量超过八百亿斤。

  ③周恩来就十大准备工作等问题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7月10日。

  ③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报告的批示,1972年12月10日。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8月4日。

  ④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谈话记录,1972年2月21日。

  ⑤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⑤毛泽东对周恩来就苏联领导人及苏驻华使馆同我联系情况的报告的批示,手稿,1969年3月22日。

  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记录,1973年8月23日。

  ⑥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69年11月16日。

  ⑦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⑦耿飙:《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和奠基者》。见《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5页。

  ⑧毛泽东在中共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⑧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谈话记录,1969年12月12日。

  ⑨《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01、202页。

  ⑨1970年5月21日《人民日报》。

  ⑩周恩来在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的插话记录,1973年11月2日。

  ⑩[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30页。

  ⑾据周恩来在十大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8日。

  十一月中、下旬,中国方面先后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得到尼克松的“口信”。周恩来也用巴、罗渠道向美方重申了中方的立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①周恩来并且特别说明,这条“口信”是得到毛泽东主席批准的。十二月九日,美方正式获悉周恩来的“口信”。

  ⑿周恩来、王洪文就召开十届一中全会问题给毛泽东、康生的信,1973年8月30日。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谈到中美关系时表示: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解决两国关系问题就得同他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②二十五日,在毛泽东七十七岁诞辰前夕,《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著位置刊出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用含蓄的方式向美方发出信息。尼克松后来回忆道,毛泽东同斯诺所谈欢迎他访华的内容,“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③

  十大期间,毛泽东还曾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未能实现。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作了说明:

  正当中美两国领导人频繁传递“口信”、为实现双方高级会晤作准备的时候,毛泽东想到了应该尽快恢复外语教学,抓紧培养翻译人员。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语院校和其他学校一样中止了正常教学,“停课闹革命”,教师下放,学生下乡,外语人才的培养已陷于停顿。一九七0年六月,毛泽东约见曾教他读英文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章含之(章士钊的女儿,此时下放到北京针织总厂当纺织工人),同她进行了一次谈话。章含之回忆说:

  过去,在我们党内没有这个制度。主席说他要作“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听了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他说,但我还是要管的,

  “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一间大会客室里,毛主席问我:‘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一九六六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生打派仗,没法复课。’毛:‘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想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他又问:‘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这些人现在在哪里?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在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后,毛点头说:‘有道理。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他接着给我布置任务,要我向周总理报告他与我的这次谈话,并请总理具体落实。同时,他还限我在半年内把教改方案搞好,准备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学。”④

  不仅“顾”,而且“问”。因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

  后来,毛泽东找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谈话,又讲到这个问题:“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⑤

  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作(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①

  在当时环境下,恢复外语教学的困难和阻力都很大。周恩来深谙毛泽东的意图,并且早就对保存现有外语人才的问题有所考虑。他曾指示有关部门统一安排“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的外语学院学生的工作,要求接受这些毕业生的单位保证他们学习外文的时间,以免荒疏学业。章含之转告毛泽东的意见后,周恩来连续五次召集“外语教学改革”座谈会,强调提高外语师资水平、加速外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一九七一年六月,周恩来批准北京外国语学院招收八百名新生,实现了毛泽东的计划。

  毛泽东关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一方面表明他试图改变党内的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已感觉到自己的病情而对“后事”的某种担忧。这种担忧,随着他本人身体状况的明显下降,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复杂局面,变得日益加深,甚至焦虑不安,直接影响到他此后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的决策。

  一九七一年春,中美关系出现了出人意外的突破: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上,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件事引起很大轰动,被称为“乒乓外交”。

  中共十大后,因林彪事件而一再推迟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重新提上工作日程。

  这以前不久,在三月中旬,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参赛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有关方面对是否参赛问题却产生两种不同意见。其中不赞成去的意见还占多数,理由是获悉国外敌对势力企图对中国队参赛进行破坏活动,去了危险性很大。周恩来以很大耐心说服不同意参赛的一方,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故我方拟仍前往日本参加本届比赛;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当天,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⑥

  这年春天,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以召开四届人大。②十大闭幕不久,周恩来和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九月中旬举行会议,商议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估计这些工作“需在十月五日前进行完毕”。会后,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③

  从中国乒乓球队“出征”那天起,毛泽东每天关注着世乒赛的“动态”,并派人催送新华社的参考清样。他更感兴趣的是赛场以外的情况,对中国运动员庄则栋主动同美国运动员科恩接触一事表示赞赏。⑦

  十月中旬,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同时,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④四届人大似已召开在即。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是毛泽东决定的。四月三日,外交部、国家体委就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写报告给周恩来。报告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四日,周恩来将圈阅后报告送毛泽东审批。经过三天考虑,毛泽东终于在世乒赛闭幕前夕作出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可是由于情况的变化,包括四届人大在内的许多工作又一再推延。

  “毛主席在四月六日那天给我看了份文件。这是什么文件呢?这是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一份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这上面,毛主席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圈阅了。我当时想,这么看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大局已定,因为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主席让我看完文件后退给外交部去办理,办完这件事以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因为我跟他相处久了,看得出来,至于有什么心事我不知道。就在四月六日那天,他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十一点多了,他坐在这儿,当时那儿是床,他就坐在床边、床前面的桌子上吃饭,我坐在他对面。他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儿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哝哝的,听不清楚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我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的精神不符合呀,那总理和他都画了圈的,那可能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待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他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如果照他现在说的去办,那不就是错上加错了吗?我在提醒自己,这么大的事可不能轻举妄动。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再主动地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地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好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了,毛主席作了最新的决定。”⑧

  十月二十一日,发生了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事件。⑤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但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气氛紧张。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分析案情后,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⑥

  毛泽东自己也讲过:“那个文件(指关于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请示),我本来也是看了的,划了圈。后来到了晚上,考虑还是要请,就叫打电话。结果那边他们也是没有准备,就去请示东京的大使馆,马上发护照,就来了。”⑨

  比这影响更大的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向周恩来等开始发动猛烈攻击。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的消息一传到名古屋,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要位置登出有关报道,并大加评论。这件事产生的影响,已“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⑩消息很快传到美国白宫。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回忆道:

  江青等对国家最高权力的窥测由来已久。早在一九六七年,中央文革小组就两次鼓动、策划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试图揪斗那些受到周恩来保护的老干部。江青一伙甚至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干预下,造反派才被迫撤离,中南海的安全得以维系。一九七0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刚起步,江青又私自召集会议,竭力攻击、污蔑周恩来,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一伙通过党的十大巩固并加强了自身势力,结成“四人帮”,接着就瞅准四届人大,准备夺取更大的权力。在“四人帮”看来,周恩来是他们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十大召开前后,在他们授意和操纵下,全国报刊上所发表的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中,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并对准其他重要领导人和刚刚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四月十四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二十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亲自欢迎了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⑾

  “四人帮”的干扰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使正在进行中的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又被打断。

  “乒乓外交”,获得了“小球推动大球”的戏剧性效果。正如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所说:它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一九七三年的最后一个多月里,党内军内接连发生了两件事。

  从这年四月起,中美高层接触的进程明显加快了。月底,尼克松接到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来的周恩来的“口信”,得知中方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或尼克松本人来北京。美方认为事情“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间已经到来”。五月中旬,美方正式答复中方:尼克松总统“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六月十五日后来中国。”用尼克松自己的话说,此时“木已成舟”,“现在只有等待周的答复,别无他事可做了”。⑿

  一件是:十一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这是由此前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会谈所引起的。

  五月下旬,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研究了中美会谈的方针问题。会后由周恩来写出《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送毛泽东审批。二十九日,毛泽东批准这个报告。同一天,中方通过巴基斯坦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访华,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尼克松接到这个“口信”后兴奋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十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这是他同年的第二次访华之行。这以前,基辛格在二月访华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他,双方就世界局势以及中美、中苏关系等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HandinHand。”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这就好。”他又说:“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⑦”基辛格在十一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沟通,并达成默契。十二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基辛格说:“可能是这样。”接着,毛泽东又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基辛格说:“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毛泽东说:“哎,一样。⑧”美方的暧昧态度,使毛泽东多少感到不快。

  ①周恩来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第五次单独会谈记录,1970年11月14日。

  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这也使毛泽东感到不快。他在一个多月后说过:“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⑨

  ②《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经毛泽东审阅),1970年12月18日。

  以后几天里,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⑩

  ③[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32页。

  ①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3日。

  ④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96-97页。

  ②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⑤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9月14日。

  ⑥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第31届世乒赛报告的批示,手稿,1971年3月15日。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0日。

  ⑦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44页。

  ⑤李震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军队系统调到公安部门工作,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的工作。一九七二年,李因公安系统肃清极左思潮不力并继续排斥老干部,受到周恩来的批评。此案后经调查,证实李确系自杀。

  ⑧吴旭君录像谈话,《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142-144页。

  ⑥周恩来就处理李震案件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7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

  ⑨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⑦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⑩周恩来在国家体委关于接待美国等国家乒乓球队的请示件上的批注,手稿,1971年4月8日。

  ⑧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473年11月12日。

  ⑾[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33-234页。

  ⑨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⑿[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37页。

  ⑩周恩来与基辛格第三次单独会谈记录,1973年11月14日。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在巴基斯坦方面的配合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从伊斯兰堡秘密启程,飞往北京。三天内,周恩来、叶剑英等同他举行了六次会谈,着重就台湾问题以及尼克松访华安排等进行磋商。十六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准备访华的消息。这条不足二百字的公告,立刻震动了世界。三个月后,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十月二十六日,双方就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①就在这时,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又说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②”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③

  就在基辛格即将结束他第二次来华使命时,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正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问题的提案进行表决。十月二十五日晚,当联合国会议大厅里的电子统计牌显示该提案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一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时,整个会场立刻沸腾起来。第二天,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电文,告知二十五日联大通过的决议。此时正是“九一三事件”发生一个多月以后。对毛泽东来说,这个消息让他感到格外欣慰。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从当月二十一日起开了几次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乘机向周、叶进行围攻,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了解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④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当天,毛泽东就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然而,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操纵下,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却一直被台湾当局窃据。建国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论调。毛泽东曾在许多场合表示,台湾当局的“代表”继续留在安理会是完全非法的,应将它驱逐出联合国,同时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还曾在一九六五年预计:大多数国家可能会不顾美国的反对而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果联合国有三分之二的国家邀请我们参加,我们不会不接受。

  在此期间,毛泽东批示将两封批评江青、张春桥的群众来信印发政治局成员,并在批评江青的来信上写道:“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⑤

  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件事,毛泽东一直看得很重。他对身边工作人员多次说过:“联合国,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进去。”“世界不能始终让美、苏两国霸占下去,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也得算数。”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认为在这方面已没有多少问题需要他思考了,而把大部分时间用到研究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上。他广泛收集国际上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反映,认真阅读新华通讯社所编的每天两本的《参考资料》,或者要工作人员把有关消息读给他听,还要看大量文件、电报。那时,局势仍不明朗,不少人对联合国这次能否通过这项决议抱着怀疑的态度。毛泽东说:“看问题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要看实质。”接近联合国投票时,他说:“我们就算有十亿人口,在联合国也只是一张票,一个小国也是一张票,我奉劝你不要看不起小国。”当得知联合国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时,毛泽东很高兴,说:“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①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⑥”毛泽东好像有意趁会见外宾的机会,表示对周恩来仍是信任和支持的。以后,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评就停止了。

  在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决定立即组团出席联大。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很快组成。代表团离京前的十一月八日晚,毛泽东接见代表团的成员。当周恩来带领大家来到中南海时,毛泽东站在书房门口同大家一一握手。谈话当中,毛泽东兴致很高,从世界大势一直谈到国内问题。他说:你们这次去联合国可以放心了,我的那个“亲密战友”不在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一个就是恢复联合国席位。②第二天,代表团启程。按照毛泽东提出的送行规格“宜高一点”的意见,周恩来、叶剑英等前往机场送行。

  另一件事,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三个军区的司令员刚调去不久,没有调动。这是对各地军队高级领导人的一次大调动。

  几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现在联合国裁军问题的大会上。会上,各国代表不顾原定议题,纷纷登台发表一篇篇热情洋溢的贺词,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每天阅读外电报道的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要将联大会议上各国代表的发言全文刊登在国内报纸上,不要只登摘要。

  这件事是毛泽东在十二月十二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次会由他主持召开。毛泽东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调动?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机场。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欢迎。

  他接着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他又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⑦

  尼克松来华的日子,距离前面所说毛泽东那次突然休克的危急日子只有九天,他的健康状况仍然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随时都有恶化和发生危险的可能。能不能在这种情况下会见尼克松呢?毛泽东表现出惊人的意志力,决定仍会见尼克松,尽管人们当时几乎都不知道他的实际健康状况。

  散会后,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并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⑧

  尼克松到中国的当天下午二时许,便接到毛泽东要会见他的通知。尼克松、基辛格等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那天尼克松在日记中写下他初次见毛的印象:

  从这时起连续四天,毛泽东都开会或找有关负责人谈话,范围一步步扩大,谈的都是这些问题。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他所应得的尊敬。他伸出手来,我也伸过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尽管他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维仍然像闪电一样敏捷。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③

  第二天,他找了政治局几个人谈话。一开头就问:“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接着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⑨

  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谈话中,毛泽东从哲学问题谈起。对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局势等,他说:“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他(指周恩来。——引者注)跟你谈的事。”对中美关系,毛泽东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来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到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我们承认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它的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于我们的政策。”毛泽东说:“就是啰。”当尼克松称赞“毛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时,毛泽东诙谐地回答:“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在回顾了二十多年中美关系的状况后,毛泽东特别谈到最近两年中美接触的过程和背景,肯定了尼克松、基辛格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对尼克松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我喜欢右派。我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他又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最后,毛泽东告诉尼克松:“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④

  第三天,毛泽东找政治局有关同志再谈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他在这次谈话中两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他说:“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辽宁省的两派群众组织。——引者注)就会批你(指陈锡联。——引者注),那也不要紧。……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

  毛泽东这次会见尼克松,是举世瞩目的大事。由于担心他在谈话中随时有可能再发生险情,周围的人都十分紧张。吴旭君回忆道:

  他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引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⑩

  “医疗组是挺为这件事担心的,因为我们尽量保证毛主席按时会见尼克松。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两手准备,另一手就是我们要做好一切抢救准备,以防万一在接见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所以在当时,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所有工作人员都在这个门后头,都在这儿等着,有领导,有警卫,有电工等等,工作人员都等在这儿。那个时候,这儿没有水,上面铺了一层木板,那头是所有的专家睡觉的地方,这一块是所有抢救用的物品,甚至于我们把给他用的强心剂都抽在了针管里头。我认为,我们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因为要分秒必争啦,是处于临战状态。可是我们的毛主席,他又很顽强,他跟衰老跟疾病作斗争,表现得非常顽强,也很惊人。在他跟尼克松会谈的整个时候,他表现出伟人的气魄,统帅的风度,他的思维是敏捷的,他是在谈笑风生的,我想他也是在顽强地进行着斗争。所以这一点,让我们所有的人看到了,都非常敬佩他,也很感动。当时外交部给主席安排只是接见十五分钟,可是主席跟尼克松谈了六十五分钟,我觉得毛主席真是费尽了心啦。”⑤

  ①周恩来就送审基辛格访华公报稿事给毛泽东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4日。这个报告经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成员圈阅。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已十分疲劳,先在沙发上休息了三十分钟,才上床休息。

  ②毛泽东同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17日。

  第二天起,由周恩来同尼克松进行会谈,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坦率而又深入地交换意见。在台湾问题上,美方认可只有一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逐步从台湾撤出美军,但仍存在不同看法。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直到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中美联合公报稿中有关措词还没有确定下来。这时,周恩来告诉基辛格: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最后,这个问题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基辛格又提出将公报稿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最后一句改为“人民要进步”。周恩来认为还是用原来的提法好,因为这一段讲的是中方的立场。事后,周解释说:我们本来也想让一步,因为我国宪法里也有人类进步的说法。但把公报初稿送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还是恢复“革命”这个词。⑥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8日。

  在连续几天的中美会谈期间,周恩来每天深夜或次日凌晨都要去毛泽东那里汇报情况(他陪同尼克松一行赴杭州、上海时除外),交换意见,往往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⑦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肯定的基辛格的说法:“中国总理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向毛主席报告的,等于毛主席参加了会谈。⑧”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也说: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等的谈话追记记录,1973年12月9日。

  这段时间里,周总理经常带着王海容、唐闻生一起频繁出入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除了向毛汇报当天的情况外,还要磋商下次谈判的对策。那时,周和毛一样睡得很少,可是周仍然显得精神抖擞。我经常看到总理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王、唐两人紧跟在他身后一路小跑。此情此景真使人感觉振奋。⑨

  ⑤毛泽东对署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11月25日。

  二月二十七日,中美联合公报终于谈定。二十八日,公报在上海发表。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尽管不少问题还有待此后逐步解决,但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的突破为中国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必要前提。毛泽东说得很透彻:“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⑩

  ⑦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记录,1973年12月12日。

  事情的发展正是如此。

  ⑧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2月14日。

  ①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3年9月16日。

  ⑨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3日。

  ②史实:《历史性的胜利——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大纪事》。见《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99页。

  ⑩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4日。

  ③[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49—250页。

  第四天,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他一开始就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太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他说:

  ④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谈话记录,1972年2月21日。

  “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

  ⑤吴旭君录像谈话,《大型电视记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146、147页。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⑥周恩来讲解《中美联合公报》纪要,1972年3月3日。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⑦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72年2月22—25日。

  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接着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

  ⑧周恩来讲解《中美联合公报》纪要,1972年3月3日。

  他又着重向大家谈了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⑨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54、255页。

  他还谈到“儿童团”问题,是指起用王洪文这些人而言的。他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最后,他对军队干部说:“要准备打仗!”①

  ⑩林克、徐涛、吴旭群:《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55页。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共四十三人,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先同到会人一一握手,几乎同每人都说了几句话,有的是叙旧,有的问问对方的情况,有的是表露自己的感慨。例如,对韦国清(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政委)说:“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样子变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他到那里,人生地不熟啊!”对秦基伟(成都军区司令员)说:“你刚到四川吧,所以你不能调呢,刚到的人都不认识。”对徐向前说:“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你是好人啊。”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你是好人啊!”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同年三月中旬,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只有两个星期,中英两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公布。两国之间自一九五四年起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家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

  他在讲话中主要还是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他说:“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许世友:有党,有同志们,可以学习。)慢慢来,就会顺手。”“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对韩先楚)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你们想一想,总是有些缺点,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的缺点。一切错误都是我。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所以屡次想辞掉这个主席。八大我还设了一个名誉主席,就是为着我想当个名誉主席,让别人当主席。”

  随之而来的,是新中国同邻国日本正式建交。

  他对许世友讲了许多话,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许世友: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许世友: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要害。)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书里边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②(许世友:应该搞点文。)你能够看《红楼梦》,看得懂吗?(许世友:大体可以。)要看五遍。(许世友:坚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中美“乒乓外交”,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尤其是尼克松访华,给日本朝野极大震动,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九七二年七月,日本成立田中角荣为首的新内阁。田中在就职当天声明要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周恩来表示欢迎。在中日关系出现转机的时刻,毛泽东提出: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加紧。①在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下,田中首相一行应邀于当年九月下旬访华,两国领导人就实现邦交正常化问题认真而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取得重要成果。

  毛泽东又谈到国际问题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会见田中一行。毛泽东对田中说:“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田中说:“我这次也到美国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会谈。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只要双方不玩外交手段,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一定可以取得圆满的结果。”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陪同会见的除周恩来、姬鹏飞外,还有外交部顾问廖承志。当廖承志讲到他出生在日本时,毛泽东同田中开玩笑说:“你们如果要,把他带回去嘛”田中也笑着说:“廖承志先生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我前天对周总理说,如果他到日本竞选参议员,肯定可以当选。”毛泽东说:“那他到日本去当参议员好了,好不好?跟你开始谈判吧!②”双方谈话的气氛十分轻松而活跃。

  他对朱德说:“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接着又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宣布结束中日两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两国从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中日关系由此揭开新的篇章。

  他回过来对朱德说:“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朱德:没有了。)那好些了。这位同志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朱德:四十年了。)我跟你,四十年了。”他又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些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姓邓,名小平。”

  这一年,中国先后同十八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为后来逐步实行对外开放创造了重要条件。

  周恩来看会见的时间很长了,说:“唱个歌吧!”毛泽东说:“就散了啊!”这时,由李志民(福州军区政委)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了第一段,毛泽东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他又亲自指挥大家唱完了这首歌,宣布:“散会。”③

  这一年,毛泽东还在七月十日会见了法国外交部长舒曼,在十一月十七日会见了尼泊尔首相比斯塔。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如往年,入冬后不能得感冒,以免引起其他并发症。十二月十日,几内亚总理贝阿沃吉率领几内亚政府代表团来华,要求会见毛泽东。周恩来这样回答他:“冬天天气冷,主席易着凉,咳嗽。上月见了尼泊尔首相以后,本月来的客人均未见。③”对外宾作这样的答复,以前从来也是不曾有过的。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几天来,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研究,确定贯彻实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即日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和中央军委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这两份文件。

  ①陆维钊:《田中访华与中日邦交正常化》。见《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见《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132页。

  隔了四天,毛泽东年满八十周岁。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陈士榘回忆见到毛泽东那天的情景:

  ②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时的谈话记录,1972年9月27日。

  “那天(十二月二十一日),得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走进中南海小礼堂客厅,便看到毛主席端坐其中,两边分别是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另外还有王洪文、张春桥等。同一九六九年相比,毛主席明见衰老,声音、动作也显得缓慢了。几年前毛主席虽然身体发胖,但动作、反应仍很敏捷,也不显得老。而现在他已然是一位老人了。这与他直接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叛逃事件,都是直接有关系的。”④

  ③外交部《外宾接待简报》485号,1972年12月10日。

  对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毛泽东心里更清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句话成为他常对人讲的话。

  在“壮心不已”的毛泽东看来,“反修防修”仍是国内压倒一切的“大事”。他担心那些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将军们“少文”,希望他们能够像读懂古典小说《红楼梦》那样读懂中国的现实政治,说到底,也是为了这件事。

  尽管毛泽东的意志、权威仍不容置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是年迈多病、力难从心的这位老人的内心却变得愈来愈矛盾,也愈来愈沉重了。

  ①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②《晋书·刘元海传》中有:“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③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④陈士榘:《沧桑深情――忆毛泽东同志》。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9、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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